撒切尔的经济政策加强和促动了绝大多数社会与经济力量，其结果是造成了传统家庭和社团组织的消失，这些政策将英国社会推入现代晚期无法逃避的竞争中。

撒切尔主义作为一项现代化设计的功能很少被人理解，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复古的特性可能是造成这一错误认知的原因。在现代晚期的英国，重新规划自由市场破坏了残存的曾在19世纪维持自由市场的社会秩序，自由市场曾经不可或缺的传统家庭结构及尊重和顺从的阶级文化也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清除了。

为撒切尔主义摇旗呐喊的空想家以及他们迟钝的信徒没有察觉和从来不了解的是，撒切尔夫人将英国畸形阶级文化引向现代化的政策影响非常深远，这是任何工党政府都没有尝试过的。

通过对英国社会诸多方面强制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撒切尔主义使其主要政治对手的政治主张变得过时，排斥了保守党内“同一民族的保守主义”（One Nation Toryism）的影响力，并将20世纪80年代从工党中分离出来的社会民主党人边缘化。上述两派对于英国社会酝酿中的巨大变化都没有清晰的认识，在不同方面依赖于撒切尔主义正在侵蚀的阶级文化。这些政治竞争方案的溃败是新右派在英国取得胜利的一个标志。但是在将形形色色的派别从英国政治核心土壤中清除出去的同时，撒切尔主义也为日后的消亡埋下了一些失败的因子。

撒切尔主义许多悖论中的一个就是与单一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剥蚀了单一民族国家对本国经济生活的诸多控制力，而撒切尔政府一方面用华丽的语言为这个光杆司令披上了一块装饰权威的过时遮羞布，将其抬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声称单一民族国家文化对于维持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它又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将英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推入世界市场。

“必须坚定地推进全球化”这一时髦话语一直与“国家在此进程中必须服从统一领导，共同的国家文化不可或缺”这样的论断结合在一起。保守党新自由派就据此谴责英国与欧盟的关系束缚了英国行使主权，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政府能够甩脱世界市场的驾驭。主权单一民族国家在这一历史时刻风光无限，而那些抬举它的人马上又宣布它也是发展经济的累赘。

在大众传播媒介方面，撒切尔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化对英国共同文化的撕裂。真正意义上的国有公司如英国广播公司被无情地攻击，而当时国际化的商业媒体正处于积极的起步阶段。单一民族国家甚至在国家文化的更新方面都无法发挥任何关键作用。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自由市场所凭依的社会中介机构到20世纪末却已成为自由市场重建的障碍。行业协会、当地政府、互助团体和稳定的家庭都成为社会流动性和个人主义发展的绊脚石，也因此成为自由市场的绊脚石，限制了市场凌驾于人们之上的权力。要在现代晚期的时代背景下重塑自由市场，这些社会中介机构就必须被削弱或摧毁，这也是它们在英国的命运。

现在仍有人认为自由市场与社会混乱同时出现的情况纯属反常，这种观点很奇怪，因为即使自由市场能够自我保持稳定，它也一定要摧毁那些维持社会凝聚力的机构，不可避免地造成社会混乱。没有哪个国家既能选择自由市场，又能逃避它的这些危害性。

重建自由市场并不是保守党的政治规划。自由市场会造成文化与制度传统的割裂，而不是更新。右派在当前环境下的政治任务也不是保存文化传统，他们声称要继续进步，但并没有设定进步的目标。新右派最敏锐和坦诚的思想家将这种“进步”定义成“为了运动的运动”。

任何真正的保守派都会认为这是对“无目的改变”的描述，换句话说，就是一种虚无主义的表达。而“进步”在更为具体的使用上无疑对新自由派很重要，它被解释为“在自由市场指令下，促动人们实现社会不间断的变化”。正是在“进步”这些必然需求中自由市场本身产生了无法克服的矛盾，最终导致其走向失败。

自由市场的永久革命不寻求任何历史权威的指导，它已宣布前例无效，折断了记忆的丝线，埋没了过往的知识。这场革命将个人选择权置于所有共同价值之上，试图以此建立可变更的和临时的人际关系。试想，在一个选择权是唯一无可争辩的价值观，而且欲望永远无法得到满足的社会文化中，协议离婚与交易二手车这两者还有什么区别？自由市场欲将所有的关系都变为商业关系，这一逻辑是遭到其理论家怒斥的。然而，这一切已在自由市场主导下的社会日常生活中再清楚不过地显现出来了。

“如果民主和资本主义在非自由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还能保持最佳运转状态，那么很清楚，现代性与传统性也能够在较长时期内稳定共存。”弗朗西斯·福山发表了这样平和的评论。当然，根据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性与传统性不可能如此轻易地实现折中。在现代晚期，全球化开始反传统，而这一传统是其从现代早期一直继承下来的。当一个处于现代晚期的国家打着世界市场的招牌狐假虎威的时候，它会打破所继承的传统，让其随风而逝。没有哪个保守党的社会工程能够织补被新技术和不羁的市场扯碎的精密的传统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