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乔亘：农业问题和投资过剩问题是中国首先要进行的经济改革

高桥亘　目前担任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任金融研究所所长。高桥亘197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并于同年进入日本银行工作。作为日本银行的最高智库，金融研究所与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中国许多经济金融研究机构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高桥亘在担任金融研究所所长期间曾多次访问中国，与中国的官员及研究者交流，对中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与运营状况有着深刻的理解。

这次采访过程中，大多数日本经济学家都认为，“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为防止经济衰退所实行的金融放松政策是造成日本泡沫经济的最重要的原因，且不止一位被采访者指出，这是日本经济学界的共识。

但高桥亘却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如果说只是因为实行金融放松政策就造成了泡沫经济，那么在1985年之前，在20世纪70年代的前期，还有20世纪60年代的“岩户景气”时期，日本都曾实施过金融放松政策，但是并没有出现像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样的泡沫经济。而且自1990年以后的20年来，日本银行一直采取的都是低利率政策，但不是也没有再出现过泡沫吗？所以说低利率政策是造成泡沫经济的唯一原因，那未免太单纯了吧。”他说。

高桥亘认为，在疯狂的不动产投机背后，是金融放松和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日本整个银行环境和金融结构的巨大变化。金融的自由和放松，使得日本的大企业有了外汇收入和其他融资渠道，他们不再去银行贷款。银行只好把存款投资于国债以及被认为安全而回报率高的房地产，这使得整个金融投资开始向房地产领域倾斜。

同时高桥亘还指出，日本的税制也是导致不动产交易活跃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在继承遗产时，继承不动产可以比继承现金少缴不少税，这使得不动产成为争先购买的对象。

“当然，比较乐观主义、过度幸福主义的看法，也让日本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也使得设备和房地产投资异常活跃。”高桥亘说。

高桥亘进一步指出，在日本这种资金循环结构的巨大变化的背后，是日本经济由高增长型经济向低增长型经济的转变，而经济增长率降低的背后，则是劳动人口增长率的降低。在这种环环相扣的大的结构变化之中，又出现了泡沫经济，两者叠加才造成巨大影响。

因此，高桥亘认为，如果硬要把中国和日本作对比的话，两者泡沫背后的经济背景才应是比较的重点。“金融自由化、金融构造的变化、宏观经济从高增长到低增长、劳动人口增长率的降低，这些是日本泡沫经济发生时，日本经济发生的结构性的变化，中国是否存在这些结构性的变化，我觉得这些是中国官员和学者在考虑应对泡沫经济时必须要意识到的问题。只有意识到这些，才能够抓住本质，在好的时间点及时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在泡沫破灭后使经济承受致命打击。”高桥说，“如果在泡沫经济的背后存在可能导致中国经济构造发生大的变化的因素的话，那么泡沫破灭后的中国可能就会变成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

实际上，在各种内外因素、微观宏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政府正逐渐在推进金融自由化的道路上发力。但是正如宋鸿兵①先生的《货币战争》一书所带给中国人的警示一样，金融自由化毫无疑问将是一段充满艰险的征程，且一旦走到一定程度，就无法回头。当我询问高桥所长金融自由化是否应当是中国前进的方向时，他未置可否，仅表示：“这是一个大的抉择，取决于中国自身的判断。”

他进一步补充说：“从日本的经验来看，金融自由化是日本经济国际化的一个必然发展结果，当一个个必然因素成型后，金融自由化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如今中国已经产生了多少当年日本的那些必然因素，这将决定中国的方向。不过至少，人民币的海外市场还没有成型，中国的证券市场也尚未对海外开放，中国还有选择的余地。”

但纵使泡沫经济背后有些许结构性原因，日本银行当年没有在正确的时机对利率做出合适的调整却是无法原谅的重大失误。正是因为如此，在1997年，日本银行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改，并制定出了新的《日本银行法》。“当时修改的一个大的争论就是，日本银行正是因为当年过度重视国际协调、国际汇率等，才最终导致了泡沫的产生。因此，新的《日本银行法》规定了日本银行的金融政策的最终目的就是稳定国内物价。”高桥亘说，“在执行金融政策时不应该过分重视国际协调和国际汇率，这是日本银行对泡沫经济的一大反省。”

最后，在我的一再要求下，高桥笑着给中国政府提了一个小小的建议：“中国在进行经济分析的时候，在统计方面可能需要更加努力和认真，这可能涉及统计的制度。”

（以上一切观点仅为高桥亘个人观点，与日本银行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