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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建成一汽(2)

中国轿车风云(1953-2010) 作者:徐秉金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从未接触过机械工业的人得知中央正在挑选一汽厂长的消息后,主动向中央提出,要求到一汽来工作,他就是饶斌。

饶斌祖籍南京,生于吉林,原名饶鸿熹,早年学医,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革命后,年轻的饶斌来到烽火连天的山西,投身于抗日战场。曾任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秘书长,静乐地委副书记,中共晋西北八分区地委书记,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党校教育长,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抚顺、吉林市委书记,东北民主联军驻图们卫戍司令部司令员,哈尔滨市市长,中共松江省委副书记、松江省副主席。

一汽挑选厂长的事情惊动了中央,一汽厂长候选人问题也进入了中央政治局的议题。在讨论厂长候选人时,毛泽东发话了:“是那个在哈尔滨当市长的白面书生吗,他够厉害吗?”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毛泽东点点头。1952年12月28日,一机部(52)机干技字第27号文件正式任命饶斌为汽车工业筹备组组长、长春652厂(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郭力、孟少农、宋敏之为副厂长。

当郭力得知中央决定派曾当过哈尔滨市市长、松江省副主席的饶斌前来接替他的工作时,他非常高兴,立即派江华前往沈阳迎接。江华临行前,郭力对他说:“中央任命饶斌同志为厂长,确实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都顺。所谓‘天时’,就是我们厂正处在建厂的关键时刻,很需要强有力的人来加强领导,这方面饶斌同志比我强。他对中央及东北局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很熟悉,对解决我们建厂中的困难非常有利。所谓‘地利’,是因为饶斌同志是个‘老东北’,在东北工作多年,我们建厂离不开地方的支持,如抽调干部,招收工人,解决征地、修路以及解决职工的吃住等问题,都要与地方打交道。这方面,我也不如饶斌同志。所谓‘人和’,是因为我们厂将有一支来自五湖四海的庞大队伍,需要饶斌同志这样水平更高、能力更强的人来带这个队伍。另外,我们还要和苏联谈判,要聘请一大批苏联专家。我虽然懂俄语,但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不如饶斌同志有经验。我说的这些是心里话,都是实际情况。你快去,就说我请他快点来。”

郭力的肺腑之言,充分表现出了一位老共产党员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党性原则;以大局为重,谦逊、朴实、坦诚、宽广的胸怀。郭力“当着厂长找厂长”,成了当时的一段佳话。

郭力让贤的佳话流传至今,虽然郭力是主动让贤,但其中究竟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郭力的老朋友,原一汽副厂长、铸造专家、二汽副厂长李子政多年后讲述了郭力当时的想法。

李子政是老中共地下党员,参加过抗联,当过军工厂厂长,是一个有着传奇经历的老革命,同时李子政是当时全国也少有的八级铸造工,由于出身好,工作能力强,遇事坚持原则,为人敢说话,特别是敢于说真话,敢于为人打抱不平,为此在一汽外号“李青天”。1951年,李子政在哈尔滨坦克厂时就与郭力认识,以后李子政调来支援一汽建设,郭力看李子政为人正派,胸怀坦荡,经常向他讲一些自己过去复杂的经历,时间一长,两人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1953年有一段时间,郭力住在苏联,代表一机部专门负责一汽设计图纸审查,与同在苏联负责留学生工作的李子政交谈过辞掉厂长的想法,除了纯粹工作原因外,也有一些个人的难言之隐。

郭力是河北人,小时候被在吉林做买卖的爷爷带到吉林。在吉林高中毕业后,郭力考入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工大前身),1933年在学校加入地下党组织。毕业后到绥芬河检车段做检车员,他的组织关系隶属于哈尔滨市地下党。1936年,东北地下党组织被日本鬼子破坏,郭力的单线联系人被捕,郭力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当时整个东北一片白色恐怖,不得已,他只好回到河北老家。回到老家后,郭力到处寻找党组织,北京、石家庄等地都跑过了,但没能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无奈之下他听从父亲的劝告,留在当地做了教员。直到许世友的部队经河北到山东建立抗日根据地,郭力才与组织取得了联系。许世友的部队在河北停留了两三个月,建立起了根据地,许世友带领的大部队走后,郭力留下来组织了游击队,他带领大家挖地道,打游击,以后又负责根据地的军工生产。1949年天津解放后,党组织安排郭力在天津负责组织军工生产,建国后,郭力又被调到中央重工业部工作。

刚解放时,组织上搞过多次干部审查,郭力从东北回老家的经历成了审查中的问题。在一次又一次的干部登记、调查中,郭力反复被问到:“你是哈尔滨地下党,怎么跑回家了?”当郭力解释说没有找到党组织时,总是有人不相信:“怎么会找不到党,难道连一个党员也找不到?”尽管郭力一次次地解释,但怎么解释也没用。有时候还得关起来审查,不能回家。一次次的审查,一次次不信任的口气、眼光深深伤害了郭力的心。虽然对这段经历组织上没有做结论,但当时审查人员的口气让人没法接受:“你怎么能从东北跑到关内来呢?”按照他们的逻辑,你私自离开东北就是逃跑,逃跑就意味着背叛。

李子政回忆:“郭力推心置腹地对我讲,中央派我到一汽厂当厂长,我不干。我已经被审查够了,但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也说不清楚,将来再审查还是说不清,作为国家这么大个工厂的负责人,怎么能老是被人审查呢?郭力讲着讲着就流泪了。但国家任命了,不干也不行,刚好在工作中也遇到一些具体问题,郭力认为,从党的事业考虑,应该有一个熟悉当地情况的,和长春、吉林都有关系的东北人来当厂长,他当副厂长。抱定这个想法后,他就一次次给上级甚至给中央写报告,直到中央同意了他的意见。这次谈话让我对他更加尊重。”

郭力让贤,饶斌出山,就这样,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史上,饶斌横空出世,为中国的汽车工业奋斗终生,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汽车工业奠基人。

汽车厂的项目定下来了,但将设想变为现实,第一步就是设计。要设计一座年产三万辆的现代化汽车厂,需要大量机械、汽车、建筑等专业的技术人才,对于刚刚成立的新中国而言,这是无法办到的事情。经过与苏联有关方面协商,一汽的建设全部委托苏联,由苏联方面负责包建。

1951年11月13日,中国重工业部与苏联汽车拖拉机工业部签订了第00831号合同,即“中苏关于一汽的设计合同”,合同规定了苏联于1951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的初步设计,1952年12月完成中国第一汽车厂(以下简称“一汽”)的技术设计。

1952年1月23日,苏联汽车拖拉机设计院完成一汽的初步设计,设计图纸由一汽的“第一名职工”陈祖涛从莫斯科带回北京。

陈祖涛是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二儿子,1939年随陈昌浩从延安来到苏联,在苏联度过了自己的少年和青年时代。1951年8月,陈祖涛从苏联鲍曼工学院毕业后回到中国,在北京他见到周恩来。由于长期在苏联生活,陈祖涛能操一口流利的俄语,汉语水平甚至不如俄语流畅。周恩来详细询问了他的学习情况和所学专业后告诉他,苏联正在援助中国建设一汽,非常需要专门技术人才,你就到一汽去工作。现在你立刻到苏联去,以一汽代表的身份参加中方与苏方的谈判。周恩来给中国驻苏大使张闻天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陈祖涛,带着周恩来的“介绍信”,陈祖涛回到了莫斯科。陈祖涛回忆道:

1951年9月,我带着周总理的信回到莫斯科。总理给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以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参与和苏联的谈判,第二个是到苏联的斯大林汽车厂去实习。张闻天是中国革命的元老,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为人和善,温文尔雅,讲话不急不慢,平易近人,一点架子也没有。他看了周总理的信,高兴地说:“好,你就到商务代表处去报到吧。”我在那里具有几重身份,一是第一汽车厂的代表,当时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每个项目都有人长驻商务处随时处理各种事务;二是使馆的翻译,我的俄文好,经常参加使馆的一些对外交往活动;三是为国内临时来苏联的各个代表团充当中苏双方的联系人,帮助他们开展工作。

1952年1月21日,一汽的初步设计做完了,设计院通知我去,把厚厚的几十本设计书和图纸交给我,整个汽车厂的设计分初步、技术和施工图三个阶段。当时中苏双方关系很好,这么多的设计资料交给我,既无什么仪式,也不要繁杂的交接手续,就这么直接交给我,连收条都没有。此时我的身份又变成外交部的信使,我用外交邮袋装上设计资料,一个人从莫斯科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后,专车接我直奔汽车局筹备处(今北京鼓楼扁担厂的一个小四合院内),把图纸交给郭力,筹备组立刻组织翻译组开始进行紧张的翻译审核工作。

(陈祖涛口述欧阳敏著《我的汽车生涯》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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