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战争和大自然继续阻碍着我们在日食期间对引力弯曲光线的检验,不断拖延对爱因斯坦新理论的决定性考验。幸运的是,日全食并不少见——如果天气状况良好且观察地点合适的话,我们在地球上每十年间大约可以看到七次。因此,在1919年春季,两支由英国天文学家组成的队伍再次向南出发,希望在赤道附近观测将于5月29日出现的日食。这次观测的特别(且关键)之处,在于日食期间的太阳将刚好位于一个被称为毕星系团(Hyades)3的特别明亮的恒星区前方。阿瑟·埃丁顿爵士(Sir Arthur Eddington)带领着他的团队来到西非海岸外的普林西比岛(Pr　ncipe Island),而安德鲁·克劳姆林(Andrew Crommelin)则在大西洋对岸巴西的索布拉尔(Sobral)搭建营地和相机。

那一段时间非洲的天气一直很差,只在日食期间出现了短暂的晴天;而在巴西搭建的仪器也由于温度变化对设备的影响,只能给出模糊的图像。但是,依靠一个设置在索布拉尔的小型4英寸备用望远镜,两个小组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索布拉尔和普林西比的观察者们拿回家的照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日食中的太阳附近出现的十几颗恒星。他们获得了有史以来第一张在太阳引力透镜作用之下的毕星系团照片。通过与之前在夜间拍摄的同一组恒星照片进行比对(这时太阳引起的时空凹陷不在恒星与地球之间,因此不会影响对这些恒星的观测,即不存在透镜效应),他们发现恒星的视觉位置确实发生了改变。埃丁顿爵士发表的偏转数据,与爱因斯坦的理论计算值1.74弧秒(略少于万分之五度)在20%的误差范围内吻合,而近期的测量则证实两者之间的误差小于1%。时空的弯曲就此成为事实。

在这里不妨说一点题外话,埃丁顿爵士对日食数据的处理曾经被认为是有问题的。4他手中有三组原始观测数据——两组来自索布拉尔,一组来自普林西比。位于索布拉尔的小型望远镜得到的数据是质量最好的一组,它给出的偏转角为1.98弧秒(加减0.12弧秒)。而普林西比的望远镜在日食的大部分时间内都被云层所遮挡,因此数据并不理想,给出的结果是1.61弧秒(加减0.30弧秒)。索布拉尔大型设备中的摄影板,由于遭遇到“技术困难”,给出的数据更差,并发现偏转只有0.93弧秒——更接近牛顿力学的预测而非爱因斯坦的。因为第三组数据相比于前两组质量低劣,而且也确实存在客观原因,埃丁顿决定不对这三组数据取平均,而是把它们同时呈交给英国皇家学会。虽然更仔细的统计分析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但这种数据处理显然不能算是隐匿或篡改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