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在旅馆的房间里，我又看了一遍清单，把艾伦·麦克莱什的名字画掉了。“给他带来了麻烦。”杰克在他的名字后面写了这样一句话。如果是杰克把他送进了监狱，那麻烦这两个字显然很不够。不过他也写了向此人赎罪有多么困难。细看会发现风笛手确实在大牢里，而且杰克知道这一点。“必须在访客名单上，必须获得认可方能通信。怎么办？”

到底怎么办？

还剩下克罗斯比、哈特，马克·赛滕斯坦、弗兰基·杜克斯和戴了绿帽子的罗伯特·威廉姆斯。我打开曼哈顿电话簿，让手指先活动活动。有好多姓哈特但不叫克罗斯比的，有好多姓杜克斯但不叫弗兰基的。只有一个马克·赛滕斯坦，地址是东十七街。

这好办。我打了电话簿上的号码。铃响了四声，转到答录机上，一个男声让我留言，听上去他根本不在乎我留不留。

我挂了电话，记下赛滕斯坦的地址和电话号码，然后步行到哥伦布环岛，坐地铁进城。

最近我给埃迪·科勒打了一个电话，他相当于我在纽约警局的拉比，跟我分到第六分局很有关系，因为他在那儿负责刑侦处。这个忙他在电话上就能帮，省得我进城了。办完事儿，他又照例催我申请重回警队。

在华盛顿高地，我枪里的一颗流弹误杀了一个女孩。没过多久我就递交了辞职申请。这次意外并不是我辞职的直接原因，甚至也不是我婚姻解体的直接原因，但说它加快了两者的进程，倒也恰如其分。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是我酗酒的主因。

在纽约市警察局看来，这枪代表着正义。当时我正在追赶两个持枪抢劫的罪犯，他们已经杀了一个酒保。我的枪打死了其中一个，撂倒了另一个。当时天黑，目标又在移动，所以这枪算打得很准了。可令人毛骨悚然的是，子弹还在飞，弹回来的时候击中了一个女孩。她的死是一场悲剧，可我并没有受到谴责，因为我没做错什么。相反，我还得到了嘉奖。

我从来没觉得该受嘉奖。我用公务配枪开了一枪，一个孩子死了，这两者之间不是没有联系的。要让我写第八步清单，艾斯特蕾塔·里维拉的名字一定排在前几位，但我不知道究竟能做些什么来赎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