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黎明：我说的是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面。

姜文：这么说，他是一个很大厚度的物体的两面儿，并不是紧紧背靠背的两面儿。简单来说，我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啊，葛优的角色爱财，他甚至会认为这一生的目的是钱，所以他很开心地骗来骗去，有钱就好；这个黄四郎啊，可能还要点地位，但是他也觉得地位跟钱还有点关系，所以，他不管倒卖鸦片、贩卖人口，给自己弄一个漂亮的建筑物，高高在上也好，多少也是以钱财为基础；而张牧之恰恰不以这些为基础，他会觉着，老子随时能把钱搞来，我能把它扔掉，我可以裸捐，这不是个事儿。拍电影么，干吗非得挣钱呢？

周黎明：这三个境界不一样。

姜文：挣钱电影容易拍。他有这样一种心态，不一定这一辈子非得总搞钱吧，能不能搞点别的？当他在搞别的时候，他可能搞好，也可能搞砸。这时候他主要是受不了别人奚落他，说你搞不了这个。那好，我给你搞一搞，我不但搞一搞，我给你们全搞没，这钱我还不要了。

周黎明：汤师爷在表述和界定张牧之的时候，是界定不了的，是不是？

述平：对，他用他的心来衡量这事儿，哪哪儿都不对。

姜文：所谓夏虫不可语冰，所以千万别以为夏虫们看见冰在发言，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悲哀。咱没有奚落人的意思，只是说这几个人。当然我谁都不想当啊，我希望比汤师爷诚实点，比黄四郎善良，比张牧之轻松点。他们里面没有我的偶像，我都不想当他们。站在一旁评判的话，我觉得张牧之活得比另外两个精彩，他不掉在钱里面，他不掉在女人里面，他甚至都不掉在成功里面。就因为这点，我推崇他一下，但并不是说我要做他那样的人。他绝不是楷模。这里面没有精神领袖，谈不上。

周黎明：网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解读，不知道你看了没有？从影片的蛛丝马迹引申出来，说张牧之和黄四郎原来是一起参加革命的。

姜文：我看到过。周黎明：你觉得那个是不是过度诠释？

姜文：我不觉得什么事情是过度的。面对一个作品如果大家兴奋了，起码它让你兴奋，让你产生多巴胺了，至于你能想多远，你能有多么漂亮的表述，那是这个面对作品的人的问题，他能有多少多巴胺是他的问题，他能说出多漂亮的话，多不漂亮的话，那是他的问题。总之我觉得，第一，不算过分，但是有点狭窄，这种想象力不够开阔，想来想去不过是微型政治控，大部分往政治上去了。很多东西他们没有聊，我觉得这也同时反映出中国人在教育方面、交流方面、人和人的交往方面、对世界的认识的角度方面，太单一。阿城举过个例子，我们的画很难画好，因为我们形容颜色的词儿太少，他们到蒙古插队的时候碰到一问题，汉人喊：“把那白马套过来。”蒙古人说：“这哪有白马？”“那那！”“那不是白的，那是灰的。”咱们大量是这样的，很多东西似是而非，还以为可以看出什么隐喻来，完全给简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