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一凡的反叛与归顺，对我始终是件困难甚至痛苦的事。

在此，我想摘引一凡的父亲一九七六年在一凡被捕后给文字改革委员会写的一份检查：赵一凡在两三岁时，在上海因看管他的保姆不小心，从高桌子上倒栽葱摔了下来，脊骨受了伤，怕被辞退她没有告诉我们。骨科医生武断为骨痨，用睡石膏床的方法治疗。为了哄住他，在睡了六年之久的石膏床上，赵一凡不知看了多少识字块、小人书、连环画和小说。

他五六岁就能看加新式标点的《西游记》，我还曾把此事传为美谈，实则这是他第一次大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后来他病好了，到苏北解放区来找我，不久蒋匪进攻解放区，我带着他从苏北退到鲁南，退到胶东，那时我患病在大连治疗。不久我又带病到解放区工作，一凡则留在大连插入一所仿苏十年制小学的五年级，这是他第一次上学，也是唯一一次上学。几个月后，因参加学校抬木头劳动脊椎骨被压塌，下半身全瘫痪了，大小便都失去了知觉，从此他又睡石膏床达十年之久。这十年中他又不知看了多少中外小说，还学会了俄语。在他十二岁时，还写了一本《新少年的故事》，在大连兴华书局出版，我听到后还高兴呢。其实，这是他第二次更大规模地受封资修教育的时期。

赵一凡能用双拐走路了，我们才一起住在北京，我要他去北大文学系学习，他说已去人大文学班旁听，北大文学系的讲义他已都借来看过，不想进北大了。不久文改出版社成立缺人，我把他当临时工招进去，编了两三年注音儿童读物，他工作认真负责还加入了共青团。

文改出版社取消时，因为名额有限，我没把他像别的临时工那样转正，他就在街道做团支部书记。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关“牛棚”，去五七干校，所以就不能多管赵一凡了…… 我之所以占用如此多的篇幅引用一位老人、一个父亲的“检查”，是因为我认为它要比任何文字都来得逼真而深刻。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缺乏认识的人，无法理解一凡父亲的这份检查从形式到内容蕴涵着的深刻幽默和复杂哲理。一凡的父亲是一九二六年入党，而后又被打成“托派”，并且在白色恐怖中坐过三次牢的老党员。他写这份检查时—如果它算是检查的话—七十多岁了，我无法知道，这位善良的老人，看着多灾多难的儿子拄着双拐被推进警车时，是否会联想到自己当年被捕的情景，是否会因为儿子的遭遇，对自己的一生加以反省。更加无法想象，而后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下这篇回顾父子两代人命运的文字。

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命运是最简单的，但是当我们用同样的方法来解释那些远没有他们善良，远没有他们宽厚，也远没有他们正直、正派，远比他们付出的少得到的多，却与他们截然相反的人的命运时，又觉得这其实是最不负责任的解释。如果说命运能解释一切，那么过失和丑行都应该被原谅，更不必问人格问人性；如果悲剧是必然是绝对的，那么反思和内省都多余，更不必问历史问社会。

我想，要了解一凡的正统，理解一凡的执著，懂得一凡的单纯，再没有比了解他的身世更为重要了。正如邵燕祥先生发表于一九八一年的文章《我死在一九五七》中所写的：“年轻的后来者！你们也许惋惜、同情、怜悯我，你们也许讥诮、奚落、蔑视我，以为我是盲目、愚昧的白痴吧！你们这样做，是因为你们不理解像我和跟我有相似经历的同志，而我希望你们能理解：我们有值得你们嫉妒的炽热的爱，燃烧着对党和人民的信心，即使在我们的天真、幼稚、轻信和形而上学的错误里，也伴随着高于个人荣辱与毁誉的执著的追求。”我想，这就是当年一凡要对我做的解释。他终于没有明白地说出来，是因为他比我更分明地看到了我们之间的差异，并为这差异而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