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迪出生在一个本分的家庭，他的父亲刘隽湘生前是生物制品专家、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他在专业领域里的贡献数不胜数，其中一项与公众离得最近的，即他的工作推动了我国的单采血浆术。这项技术是指将献浆者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者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刘迪的父亲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推动这一技术时，艾滋病病毒尚未被国际医学界正式命名。一九七九年，单采血浆术由天津中心血站试行，很快就在全国范围被迅速推广。三十多年来，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令人闻之色变的“中原艾滋之祸”。二○○八年，《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问世。

而在公众视野里，早于一九九九年离世的刘隽湘，身份亦就此尘封，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仅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上。在刘隽湘最后的岁月里，他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也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正如“炸药大王”诺贝尔一样，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

刘隽湘早年就读于北平的燕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和哈佛大学医学院，一九四九年被先于他回国的导师汤飞凡邀请回国，刘迪因此降生在了北京。而汤飞凡，这位将沙眼从高达百分之九十的发病率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的“衣原体之父”，后来在“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一九八一年，汤飞凡被国际沙眼防治组织授予金质奖章，并提名诺贝尔奖。此时，西方人还不知道，世界上已经没有了汤飞凡。

之所以谈及刘迪的父辈，是因为在了解这一切之后，我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命运的相似性，刘父与刘父的导师，以及刘迪与刘父，他们都是了不起的人物，而他们的名字只在圈子里如雷贯耳，在公众中却鲜为人知。其次，我想让读者知道，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刘迪这样的人格。

据刘迪的发小回忆，他从小到大从来没打过人，连一句骂人的脏话都没说过。刘迪的招牌衣着是永远洗得干干净净的六七十年代中国工人的劳动布工作服，黑色布鞋，雪白的棉线手套。他是我见过的最讲卫生的男性，也是我见过的衣着最不讲究却最干净的一位男性。据说，“文革”之前他的职业理想是当一名医生。刘迪的招牌表情是笑，由于他天性幽默，加上特别聪明，看人看事总能一步到位，所以他的笑容很丰富，友善的，开朗的，讽刺的，有时是矜持或者腼腆的。

被人们称为英雄、汉子的刘迪，其实骨子里始终留有一份童真，接触过他的人无不为他从内到外的纯净而吃惊。一位曾经受到过他帮助的朋友这样评价他：“一个人一生怎么可能像他这样一点私心都没有？”的确，刘迪是这个时代的奇迹。一九七八年，当他正备考研究生时，他与朋友们的事业遇到了困难，他把自己的家和时间都搭了进去，也与改变个人处境的机遇失之交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