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传来的战事消息越来越好，他的语气也变得越来越尖刻。“我认为法国人没有成功的机会，”他在8月27日宣称，“他们将会知道与德国民族，而且是与100万德国男人叫板的结果是什么。”与绝大多数德国人一样，色当传来的消息使他欣喜异常，并急切地增持他手里的政府债券。“一点儿都用不着怀疑，”他在11月23日宣称，“（德国）政府将在未来欧洲的交响乐团里坐在首席小提琴的位置上”，“德国的强大和团结能够为世界和平作出比所有国家都大的贡献。”确实是，他和他的家族对于冲突中的人力成本并没有抱任何幻想：他出生于英国的妻子路易丝以及他们的孩子，在他们为伤兵们建立的医院里“日夜”工作。他对普鲁士理由的正义性没有任何的怀疑，尽管他抱怨过旅途的劳累，但他对能够应邀与其他议员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向德国皇帝表示庆贺”感到无上荣光。

对自己祖国的认同在巴黎却是另一番遭遇。詹姆斯的儿子们与他们的父亲不一样，他们是法国公民，而且在他们的爱国情结中表现得更加谨小慎微。举个例子，在7月19日，阿方斯辞去了北德联邦驻法国的总领事职务。他们在8月份的战争贷款中认购了至少5 000万法郎。从战争伊始，他和居斯塔夫就表达了“首战必定对法国军队有利”这样的期望。开始这只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会促成英国的外交调停；但是，随着战争的进程，反普鲁士的感情开始产生出冷静的爱国情绪。在费迪南德到达巴黎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堂兄弟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普鲁士、俾斯麦和罗斯柴尔德家族法兰克福银行表达了极大的愤慨”。“在他们的观点和感情中，他们都是极端热忱的法国爱国分子，”他这样向伦敦报告，“加上教皇的天主教狂热。”埃德蒙以及纳特的儿子詹姆斯·爱德华，正如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在机动保安部队里服役；阿方斯在普鲁士人进攻的前夜也去参与守卫巴黎城墙；内森·詹姆斯，可能参与了11月30日巴黎南部的那次流产的特罗希“突围”。8月6日，梅里美听说“一名罗斯柴尔德”在8月份“带着他的行囊，肩背长棍面包，乘坐北方铁路公司的三等车厢离开巴黎，而他的银行持有这个铁路公司2 000万的股份”。尽管确实有安塞尔姆在色当战役前夕返回维也纳，以及詹姆斯·爱德华的兄弟阿瑟在1870年年末的时候在布鲁塞尔的事实，但是上述说法仍然无法洗脱恶意谣传的痕迹。真实的情况是，罗斯柴尔德家族成员每个人都尽忠职守，并且在危机中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根本不像很多有钱的巴黎人那样贪生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