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通过汉森曼，迈耶·卡尔才参与到了很多盈利不菲的铁路项目中，包括科罗尼—明登铁路。“我敢肯定你们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满足。”他这样向纽考特报告道，显然说明在这个业务中拥有股份，“而且，想一想老查理并不像他看起来那么蠢。”—法兰克福合伙人开始感觉到了他金融地位的逐步下降—他能参与到南方德国铁路项目似乎也与汉森曼有关系。情况似乎是，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迈耶·卡尔越来越多地围绕着贴现公司进行工作，而且当伦敦和巴黎又一次表现出对他的忽视时，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

如果假定法国赔款与把德国金融带入1873年的停顿的崩溃之间有直接的联系，可能会显得过火。但是无论如何，5月8日~9日间危机首先开始于维也纳，而不是柏林。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在赔款支付期间的德国财政和货币政策根本没有注意战后的“疯狂”。“我在上院看到了财政部长，”迈耶·卡尔在1872年3月写道，“而且他问我我是否用钱，因为他的钱太多，他都不知道用它做什么。”这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夸张：如果我们接受战争花费了德国2.2亿塔勒的说法，这事实上以赔款的形式产生了13亿塔勒（50亿法郎）的预算盈余。德国政府的花钱方式在很多方面对股票市场的繁荣增加了动力。经过批准，1.2亿塔勒放入了朱丽叶大厦的“战争保险柜”，以备下次战争之需—效果与限制货币的政策所能达到的一样。但是德国人花了大约6 000万在那些主要位于新帝国首都柏林的恢宏的建筑项目上，剩下的大多用于减少德意志帝国成员邦和北方德国联邦的债务上。这些都为已经充满泡沫的经济增加了额外的流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