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到犹太人慈善事业的情况，当然还存在更进一步的动机：他们意识到应该加速对新近到达的东欧犹太人的“英国化”步伐。当然，不会再有像罗斯柴尔德家族及他们的那些表亲们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所能得到的那种快速融入当地社会的那些机会。不管怎么说，他们到达英国的时候本身已经相对富裕，而且也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而在19世纪到来的东欧犹太人中，绝大多数都是贫穷的工匠。在这个背景下特别令人心惊胆战的时刻是1888年的东区裁缝大罢工。对于纳蒂这样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分子，这种在犹太人社区内部爆发的严重的行业纷争让他感觉非常不舒服。他和塞缪尔·蒙塔古两人都急急忙忙站出来进行调停，希望能够在两边弥合分歧，尽管我们很难想象纳蒂对东区工人内部之间的关系能有多少了解。他们的干预反映了犹太精英们对扼杀任何在东区内部冒头的激进思想的迫切要求：在他们的面前已经摆着俄国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那里对犹太人的任何迫害通常都在革命运动中假借着无数被夸大的事实。

批评家们有时候提出来的一种对罗斯柴尔德的善举的批评是，百分之四产业居住公司根本没有促进融合，反而是在鼓励建立新的犹太人隔离区。因此，有人指出在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里95%的租户是犹太人，但这其实是一种误导。在1890年2月18日的董事会议上，大家一致同意在公司的布雷迪街住宅中，“力争达到基督徒租户对犹太人租户的比例实现33%~40%”。1899年，在公司的东汉姆项目中，预留了建造非犹太人礼拜场所的位置，“以使这个项目不再成为犹太聚居区”。根据1904年的数据统计，尽管夏洛特·德·罗斯柴尔德大楼居住的主要是犹太人家庭，但是位于斯托克纽温顿楼群中的那瓦林诺大厦1/3的租户却都是非犹太人。在1911年，公司的坎贝威尔项目（伊夫琳娜大厦）则根本就没有犹太人。

当然，解决移民引发的问题的另一个办法是停止移民。然而，当限制移民的这种想法首次在19世纪80年代浮出水面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及他们的圈子立即就显得有些手足无措了。用罗斯柴尔德的建筑师N·S·约瑟夫的说法，“那些提出不接收的说法与那些主张驱逐的说法其实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当反移民运动的倡导者阿诺德·怀特在1891年写信给纳蒂的时候，他对遭到立法院拒绝（尽管不是没有资格）是这样说的：“我同意你的意见，外国人大量涌入，很有可能因为他们缺乏相应的能力和精神上的疾病的原因，使他们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这种情况应该是最不受欢迎的，而且应该避免。我没有理由认为这些人大量来到这里就能够证明法律的公正。”无论如何，在世纪之交，保守党国会议员中认为需要对移民进行控制的人数越来越多，这种情况把纳蒂—已经是一位坚定的党员—置于了一个很艰难的境地。在1900年的选举中，纳蒂在他东区的机构支持两位候选人（代表斯特普尼的威廉姆·艾登·伊万斯·戈登爵士和代表怀特契佩尔的戴维·霍普·基德）的时候，就遭遇了很大的尴尬，因为这两人是限制移民理论的支持者。当肆无忌惮的攻击性竞选言论出现在《犹太新闻》上之后，他觉得有必要去东区的圣乔治地区打压一下工会联盟候选人托马斯·德沃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