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是从1945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强调：穷国的特点是低储蓄、低投资率和高人口增长率。而造成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规模经济和外部效应带来的市场失灵（Rosenstein-Rodan，1943；Nurkse，1953）。这一组的其他代表性学者强调这些国家的二元经济性质，即存在一个巨大的维持生存的农业部门，它具有几乎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此外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现代工业部门（Lewis，1954）。

第二阶段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这一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是缪尔达尔（Myrdal，1957）、赫希曼（Hirschman，1958）、钱纳里和布鲁诺（Chenery and Bruno ，1962），以及富尔塔多（Furtado，1964）。除了早期的研究主题，第二阶段的研究还强调富国和穷国之间的结构性差异。他们指出，许多特定部门（如农业部门）的供给约束，是造成刚性进口比率的原因。解除这些约束需要进口更多来自富裕国家的现代化机械设备，但穷国由于国内储蓄和外汇短缺而做不到这一点。

此外，第二组的早期结构主义学者认为贸易是不可能成为增长的引擎，因为任何增加出口的做法都会由于出口商品在国外市场上缺乏需求弹性而导致贸易条件恶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中国际贸易的剧烈收缩似乎证实了这一关于出口的悲观主义思潮。例如，拉美的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受到大萧条中经济困窘、贸易条件恶化以及阿根廷人普雷布什（Prebisch，1959）和德国人辛格（Singer，1950）的强烈影响，认为初级出口商品贸易条件的恶化直接导致了财富从这些资源密集型的发展中国家流向了资本密集型的发达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避免被发达国家剥削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所谓的进口替代来发展本国制造业。

虽然前两代的旧结构主义经济学家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症结达成了广泛共识，但对于究竟执行何种具体政策才能最终跳出贫困陷阱、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却仍各执己见。罗森斯坦?罗丹倾向于将“大推进”（协调良好的大型政府投资规划）作为解决之道。出生于爱沙尼亚的诺克塞（Ragnar Nurkse）也看到了狭小的国内市场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由此提出，只有同时进行一系列新投资，才能创造出所需要的足够需求。在他的“平衡增长”理论中，资本稀缺被认为是制约发展的主要限制条件，而发展在他看来则主要指市场扩大和生产增加。

包括赫希曼在内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则认为，问题并非资本的稀缺，而是企业家才能的欠缺，而这种欠缺正是发展中国家制度因素的反映。他们由此认为，应该采取一种“非平衡式的增长”，即穷国的投资不应均匀分散，而应集中于经过仔细挑选、具有较强产业前后关联度的关键产业部门。[1] 总之，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都视经济增长为首要任务。

[1] 后向关联是指一家企业与其供应商之间的商品、服务和资金流通渠道构成的经济网络。当一个产业的增长导致其上游产业增长时，我们称之为存在后向关联。典型的例子是纺织业的增长可能鼓励棉花产业的增长，导致棉农收入提高，从而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大的商品和服务需求。前向关联指的是连接生产商或供应商与其消费者的分销链。当一个产业的发展导致使用其产出作为投入品的产业出现增长，或者当一个产业的产出催生了另外一个新的产业时，我们称之为存在前向关联。例如，可以看到很多国家的农业或制造业的发展，都有助于促进作为服务业的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