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拒绝神话个人

我多次在课上放一个极好的纪录片《中国：一个世纪的革命》。有意思的是，每次学生们看到1976年中国人民在街头痛哭中国领导人周恩来，毛泽东的逝世，特别是毛泽东逝世的纪念大会上有人哭昏过去的镜头，都对这种激情的反应目瞪口呆。“中国人民真地那么热爱他们的领导人吗？”“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跟他们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他们的日常的好朋友？”“怎么会呢？”

面对这些大学生疑问的眼睛，我意识到，这些在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就是民主制里生长的人是很难理解在另外一个体制里或文化里的人民群众与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的。我的学生或许对某个著名政治人物的逝世，表示遗憾，但很难想象他们会感到个人的丧失。因为一个著名的政治人物，既使其影响、作用十分巨大，根本地也是公众的，而非私人或个人的。政治人物的去世，一般老百姓表示惋惜，但情感上相对来说比较淡然。这种淡然而非激烈的个人的反应，在我看来，是公众生活健康和安全的表示。反之，如果一般人对某个政治人物的去世哭天喊地，我认为这种现象本身就是个人崇拜的遗痕，并不值得提倡。

历史上看， “个人崇拜”这个词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发明的。据我手中的百科全书解释，“个人崇拜通常发生在极权社会，或刚经历过革命的国家。某个单独的领导人的声誉，通常被描绘成人民的‘解放者’，‘大救星’拔高到几乎如神的水平”。在个人崇拜文化中成长的我，成人后对任何政治人物的颂扬都有八分警觉。 每个政治人物都是他的时代、他的政党、他的个人雄心或野心的产物。对某个政治人物给予过多厚望或在其死后给与过多溢美之词，都蕴含着许多危险。

第一，这种表述与姿态背后是对某个人的不切合实际的希望。就像希望某人是人民的大救星一样，这种希望本身就是个人崇拜产生的温床。个人崇拜夸大一个人的能力和力量，贬低或忽视每个公民或人的政治权利与力量，结果导向的是多半不是民主，而是极权主义。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认为自己又聪明又能干又超凡，有绝对的权利管理和统治其他人。 这种人在中国现代历史和现实中还少吗？）

第二，寄期望于某个人可以解放人民或推进历史进程，也是参与个人神话的制造，“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据说是篡改的《国际歌》词，却有朴实的真理在里面。这个朴实的真理就是民主的原则之一：相信自己而不是任何政治或宗教领导人。这种信念才能使每个人都觉醒和行动，行使自己的政治，社会和公民权利。寄希望于他人，无论这个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在我看来，不但离民主的理想和原则都差得太远，而且对民主造成很大的潜在危险。

在我们中国的社会文化中，古代所称之为官吏的，特别是在清官或贪官戏里，常常被称之为“父母官。”把政治领导人等同父母，从话语的层次上，充分显出我们这个孝道为伦理的国家把政治关系理解成家庭关系的惯性思维方式。从文化层次上，这个孝道思维方式下揭示的又是所谓的君君臣臣的“人伦”，父父子子的 “天伦”的不平等的关系。我于是用儒教核心思想向我的学生解释在他们看来不可思议的中国领导人和人民的“亲密关系”。期望的，却是这种过分亲密关系的不再出现。

1796年，美国的建国父亲华盛顿在两届总统任期之后，拒绝了很多人请他继续当总统的恳求，他于9月17日写了一篇很长信给他的“朋友们和同胞-公民们”，发表在报纸上，详细地阐述了自己对人民、政府与个人的关系的思考，回顾了自己服务美国的原则，最后他说到：“虽然在回顾我的政府的种种事务中，我没有意识到有意的错误。但是，我对自己的缺点太知道了，从而不能不想到我也许犯过很多错误。无论我的错误是什么，我曾持续不懈地请求全能的上帝改变或减轻这些错误可能带来的危害。我将怀抱着希望，希望我的国家在看到我的错误的时候，永远也不会停止对这些错误的容忍。我希望， 在以正直的热忱把我的生命的四十五年献给为这个国家的服务之后，我的因能力不强而导致的错误将被淡忘，而我，将很快回到休息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