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奥·凡·高的死

2004年11月24日的早晨，在阿姆斯特丹东区一条繁忙的街上，电影独立制片人提奥·凡·高正骑着自行车上班。突然，一个肤色黧黑的年轻人隔着街道，拔出枪来，向他射击。凡·高应声倒地。他试图爬起来。那个年轻人向他走来。凡·高说，“别，别，别！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再谈一谈。”但是，这个凶手还是径直走来，继续射击；又拔出刀来，切断了凡·高的喉咙；最后在凡·高的胸前留下一封信，扬长而去。

这个凡·高是那个伟大的画家凡·高的曾侄孙。年仅47岁。而谋杀他的人，莫罕默德·伯耶瑞 ，26岁，摩洛哥裔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出生和长大。今天，他因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荷兰法庭判处终生监禁。

这个杀人分子毫不懊悔他的行为。在法庭上宣称他杀人的行为是出于他的宗教信条。手里攥着《可兰经》，他说，“这个法激励我去砍掉任何侮辱真主和先知的人的脑袋。”

荷兰是欧洲甚至世界的 “自由和容忍”思想的大本营。荷兰人对自由的理想和容忍的追求使荷兰多年来实行许多独树一帜的社会政策，包括移民门户开放政策。荷兰的大门是开放的，任何人都可以移居荷兰并有工作权利。荷兰现在有1千6百万人口，其中1百多万是新移民，也就是说，十六个人中就有一个人是外国来这里的人，他们主要都是从伊斯兰国家来的。

这个以容忍多种思想，多种生活方式而闻名世界的国家，被这场无法相信的暴力和谋杀惊呆了。凡·高死后消息发布十个小时之后，两万多人站在阿姆斯特丹的中心广场，渴望明白到底莫罕默德·伯耶瑞为什么要这样做，祈祷这不是冲突和暴力的开始。

莫罕默德·伯耶瑞出生和成长在阿姆斯特丹郊区的穷人区里，父母都是从摩洛哥移民来的。他是一个安静的人，很多他的邻居也不认识他。没有人能彻底地明白他为什么转向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成为一个恐怖分子。

据说导致谋杀的直接原因是凡·高的一部新电影《服从》。这是一部短片，讲的是一个穆斯林妇女由于包办婚姻被迫结婚，受到老伴的虐待，遭到叔叔的强奸，结果还被残酷地指责是偷情受到惩罚。这部电影是和索马里妇女阿雅安·赫斯·阿里共同合作的。阿雅安是一个政治难民，荷兰议会的议员，多年来一直为荷兰伊斯兰社区妇女的权利斗争。

凡·高在电影播出后的采访中说，这部电影的目的是引起对“被囚禁的穆斯林妇女地位的讨论，是针对那些疯狂分子，那些原教旨主义者。”凡·高是有意地要对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徒压抑任何人的声音进行反击的。有一次，他在一个辩论会上遇到一个伊斯兰教原教旨辩护者，这个人一看到凡·高，就拒绝和凡·高辩论。凡·高大声地质问，“这就是你说的伊斯兰民主吗？”凡·高天真地相信，自由社会容忍极端原教旨主义者，那也应有对原教旨主义批判的空间。他没有想到自己对这些思想的批判会导致杀身之祸。如凡·高的朋友阿雅安·赫斯·阿里所说的，“提奥的幼稚之处是认为谋杀不会发生在这里，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他说过，‘我是村子里的白痴，他们不会伤害我’”。她写道，“我很悲伤，因为荷兰失掉了纯真。”

可是“他们”没有放过他，而是拿他开刀。是不是因为凡·高是一个不羁的艺术家？ 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坚信自由和人权的人，一个对原教旨主义大声说不的莽汉？去年年初，阿姆斯特丹上演的一部关于先知莫罕默德的戏剧遭到当地一个穆斯林政客的批评，认为是“渎神。”凡·高在当地报纸以嘲讽的口吻发表一则广告，反话正说地嘲讽到，“干嘛不禁这出戏？”凡·高把社会上日益减少的对批评的容忍看成是对社会容忍的背叛，看成是威胁恐吓气氛的增长造成的。

凡·高一生导演制作了25部电影和电视片。近年来的作品愈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权力斗争，关注男女之间的权力关系的斗争和各种权力关系转换而导致的人与人的角色的变换。影评家达纳·林森说，“他让我们看到，一旦拥有权力，受害人可能是机会主义者，英雄可能是歹徒，反之亦然。”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凡·高向他的谋杀者请求，“我们再谈一谈。”他还在相信平等、自由讨论的可能。

莫罕默德·伯耶瑞在杀人之后，不但毫不反悔，反而要求法庭给他死刑，希望成全了他的烈士英名。就是在法庭上，他也一幅傲慢神情，显示出对非伊斯兰法庭的全然蔑视。     

莫罕默德·伯耶瑞在留给凡·高胸前的信中咒骂与凡·高的合作人阿雅安·赫斯·阿里是一个“叛教的人，”并用大写的字母写道，“阿雅安·赫斯·阿里，你将把你自己砸碎在伊斯兰教上。”信是以唱诗般的诅咒结尾的：“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啊你，美国，要遭难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啊你，欧洲，要遭难了。我确定无疑地知道，啊你，荷兰，要遭难了。”

我是去年提奥·凡·高的死的第二天，被新闻中这个响亮熟悉的名字吸引而关注这个事件的。《亲爱的提奥》，我还记得我看过的画家凡·高和弟弟的通信的书名。此刻，在提奥·凡·高的谋杀者被判处终生监禁的时刻，我再次想起这个书名。

亲爱的提奥，亲爱的提奥，在你的谋杀者被判下狱的这天，我从电视上看到你十四岁的儿子的哭泣。我和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一样，在悼念你的泪水中，祈愿你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