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把采访变成两个陌生人之间的叙旧（通过与他之间的共性或共鸣性去寻找突破口）；

6.想象自己是在做一档电视脱口秀节目（你是那个牵着话题走的人）；

7.直接告诉对方：可以开始了吗（绕来绕去说不到点子上以及套近乎最丢人）；

8.把蓄意准备的问题漫不经心地抛出（不要让煮熟的鸭子飞了）；

9.面对傲慢名人是你获得心理优势的好时机（可以断定他是二流的，大师不这样，可以对自己说：怎么接受采访是你的事，等稿子出来了你将改变对我的态度）；

10.最重要的是，你要与对方单独在一起交谈（任何有第三人在场的采访我最多只打70分）。

是的，我曾经一个时期在《新周刊》陷入近乎疯狂的采访和写作，在某期杂志上，我使用三个笔名发表过九篇文章，以至于使人误以为《新周刊》后继无人。

这本杂志总是以唬人为能事，标题大得吓人，细读索然无味。它对你的神经构成一种公然挑衅，既霸道又强悍，招摇过市，甚至读者们为了表示对它的忠贞或者是怀念忠贞而喋喋不休，甚至分成两个阵营——不可避免地一部分人抛弃它了。

我在想，这正是我想要的杂志。它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正是它的可以进化之处；它的高明的思路和炫技般的文字氛围对我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而这是其他任何一本中文杂志所不能带给我的。

我尝试着用一种句式去说话：在一个句子中既有观点，又有客观描述，并有推动行文发展的内在逻辑。只有这样锋利的叙述之刀，才能试图去劈开隐匿的事态之镜。传统的报道观太“老实”了，如果不是事件本身的优势，它基本不具备任何可读性。所以，虽然《新周刊》从来不报道“丢井盖”这类新闻，但如何把这类新闻写好却始终是日程上的事。

“非虚构、观念性”是我在进入《新周刊》之前，就抱定的写作雄心。我曾经把它作为SLOGAN放在一本业已夭折的香港新闻时政双周刊的封面上。此后，我发现，它与《新周刊》的理念出奇地一致。并且，它从美国“新新闻”之父汤普森那里获得了佐证：“一个好的荒诞记者需要具备熟练新闻从业人员的才能、艺术家或摄影家的眼光及演员的放肆。”

我继续把《新周刊》看作一所大学（黄埔军校），校董孙冕、校长封新城，社会学系导师肖锋、文化与传播系导师周可（还有留校任教的城市专业和电视专业学术带头人何树青、人物专业学术带头人朱坤）、视觉系导师傅沙（摄影专业导师张海儿），还有那些毕业离校的校友等。

校庆十年之际，跟他们说一声：一起工作真是愉快。《新周刊》致幻的精神基础在于有一个类似于美国梦的中国梦在作祟。汤普森形容“美国梦”所处的时期：“我们很难看清楚历史，因为那都是一些过期的垃圾，但是即使不了解‘历史’，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一整个世代的能量会在一阵烁眼的闪光后趋于成熟，为何如此，当时没有人了解，事后回顾，也没有办法解释清楚。”请允许我这个二年级学生跟他们一起继续做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