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其说是爱，毋宁说是“献祭”。王佳芝这么做，明显会把自己推到名誉的万劫不复和生命的万劫不复。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可以解释为她被“爱”冲昏了理智，女人是“爱”的动物，张爱玲自己就是一个活标本，与胡兰成的一场爱，她成了爱的祭品。但是从常理上说，人是会总结教训的，张爱玲在现实中错爱了，为什么还要在写作中坚持爱？她又是极聪明的女人，从她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她对人情世故极其深刻的了解。那么她为什么还要主人公这么做？也许可以解释为，她不能不这么写。作家创作的主观意愿跟客观呈现有时是矛盾的。她只能叹息。这是女人的宿命。

女人的命运是什么？马克斯·韦伯说：“两性关系是一种支配和从属的关系。”凯特·米莉特在她的《性的政治》中分析：“我们的军队、工业、技术、高等教育、科学、政治机构、财政，一句话，这个社会所有通向权力（包括警察这一强制性权力）的途径，全都掌握在男人手里。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政治的本质就是权力。甚至那些超自然的权力--神权或‘上帝’的权力，连同它有关部门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以及我们文化中的哲学和艺术--或者，就像T.S.艾略特曾经评说过的那样：文明本身，都是男人一手创造的。”

这种创造，让男人“将自己树立为人的典范”，这也就为他们为什么有权压迫女人，女人为什么必须终生承受压迫找到了理由。“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他无需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于是，当尼采说出“要去见女人吗？请带上你的鞭子”时，虽然我们会感觉极端，但是潜意识里，我们还是有点儿认同。我们认同了这种“暴力”。霭理士在他的《性心理学》中发现：这种“暴力”，在使用的刑具上也得以体现，“鞭棍一类的名词往往也就是阳具的称号”，“人们都熟知马鞭、手杖、长矛以及类似物都是阳具的象征；但是马鞭更具有阳具的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即其延展性，其象征意义就更确凿无疑了。”在汉语中，“鞭”也有雄性生殖器的义项，诸如“鹿鞭”、“虎鞭”之类。

当然压迫并不只体现在诉诸“暴力”。正如汉纳·阿伦特所说的，统治由两种权力维系。第一种权力来自公众对该权力的认同，第二种权力是通过暴力强加的。如果统治形式努力通过自我调节以符合某一意识形态，它就属前一类。性的政治获得认同，是通过使男女两性在气质、角色和地位诸方面的“社会化”，以适应基本的男权制惯例。不仅是男人，女人也接受了这种模式，她们也觉得自己卑贱，她们也在某种程度上“制造”了她所遭受的象征暴力。布尔迪厄提出了“象征暴力”这一概念。所谓“象征”，是指能被那些懂得规约的人所理解，就好像军服上的军衔条纹。女人读懂了它，认可了它，服从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