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就被称为“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典型。60—70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危机、80年代的债务危机、90年代以来连续发生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9年的巴西货币危机以及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这一切都表明，“先增长后发展”的主流意识及其政策导向，不但不能使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步入良性循环，反而使两者同时受损。

我们再看看“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具体表现：第一个陷阱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到这个陷阱。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在中等收入国家跨向高收入国家的进程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加速。一旦城市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城市的发展就会相当痛苦。目前中国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城，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然而现在的2亿多农民工，很难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毕竟这个群体的收入不能承担其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失去了一个关键的动力源。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金融改革不仅是防止金融危机、加强监管的问题，更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的调整提升过程有深刻帮助。设计出配套的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体系和结构，正是目前中国金融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问题。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国家转变的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问题，不过目前的中国仍然有很多人漠然不知或者有心无力，更不要提产业升级中必需的制度配套问题。

中国是从计划经济转型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所以，社会上对于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心，实际上是对中国经济转型或者发展方式转型能否顺利实现的担心。

转型是必需的，但是中国的体制现状决定了我们的转型的确将非常困难，其面临两方面问题：一个是政府职能转型以及体制转型能否和市场经济发展相吻合、相匹配的问题；另一个是市场发育的完善和成熟度问题。

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经提出要进行增长方式的转变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十一五规划中也制定了很多结构调整目标；十七大又提出发展方式的转变，表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已经迫在眉睫，因为经济发展与政治、社会等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如今整体转型、发展方式转变的提法更加科学，但是，目前的转型效果仍然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