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春：所以，我们常在您的文字中读到异乡，读到淡淡的哀愁。

白先勇：是的，去国日久，对自己国家的文化乡愁就日深。我的生命是从桂林开始的。当40多年后，再回到这里时，幼年时吃过的米粉，走过的那些桥、那些山，还有那些童年的记忆统统回来了。但在美国不同，我从没觉得那儿是我的家。

高晓春：您在美国待了40多年，比您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都要长。

白先勇：哎，奇怪了，桂林是我的家，台北是我的家，香港也是我的家，但美国不是。有的时候，人家问我：你的家在哪里？我说中国文化就是我的家。

我在桂林、南京、重庆、上海度过童年，在台北念中学、大学、办杂志——很有意思的是，我写来写去，写的常常是童年的事。可以这么说吧，我是从台北的镜框来看中国内地，来看世界的。

高晓春：说说您的父亲吧。

白先勇：他对我们管教很严，我想，他是怕我们变成纨绔子弟吧。所以，他让我们拼命念书，还整天要查我们的成绩单。我记得，那时候，他从前线打电话回家，没讲几句话，就问我母亲我们的成绩：哪个好，哪个不好。他自个儿是苦读出身，所以觉得念书很重要。他还有一种超强的意志力，就是做事情他一定要做得尽善尽美，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高晓春：因为历史的原因，内地和台湾地区，在您心里有隔阂吗？

白先勇：政治是一时的，文化则是永恒的。我心中的中国是《诗经》《楚辞》，是黄河长江，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哪儿还有什么隔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