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是记载着韩文的今昔，而韩文的行于世，便代表了古文运动的成功。在此时之前，有一段关于古文的事，颇可笑。《五朝名臣言行录》说道：“穆参军《河南穆公集》三卷，又《尹洙集》二十八卷，俱有《四部丛刊》本家有唐本《韩柳集》。乃丐于所亲，得金，用工镂板印数百帙，携入京师相国寺，设肆鬻之。有儒生数辈至肆，辄取阅。公夺取，怒谓曰：‘先辈能读一篇，不失一句，当以一部相送。’遂终年不售。”有这样热忱的宣传者，乘了“西昆体”之弊而出现，古文自然是终于要大行于天下了。一种风气的流行，虽未必该完全归功于一二人。然那一二人代表了时代的趋势，而出来打先锋，在蔓草丛中，硬辟出一条道路来，其自信不惑的勇气自是很值得敬重的。

欧阳修肆力为古文，其成就确在尹、穆诸人以上。其集中所有，以敷腴温润之作为多，一洗当时锼刻骈偶之习。相传他主持考政时，凡遇雕琢劖削之作，一概弃之不顾。天下风气为之一变。朱熹尝极称其《丰乐亭记》。他又作《本论》，以攻佛家，其论旨和态度，正和韩愈的《原道》一般无二。凡是古文家便都是卫“道”者。这似已成了一个定例。

与欧阳修并时为古文者，尚有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有《四部丛刊》本、宋祁、刘敞见《宋史》卷三百十九、司马光见《宋史》卷三百三十六诸人。祁与修同修《唐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司马温公集》有《四部丛刊》本，又其他刊本也很多，以数十年之力赴之，积稿盈屋，久乃写定。他叙事详赡有法，又善于剪裁古人的材料，故《通鉴》遂成为重要的史书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