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府的职责是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快建设社会保护制度，使劳动者获得能够适应产业结构升级的技能，以及一旦经历结构性冲击，能够得到必要的社会安全网的有效覆盖。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出现了非熟练劳动者短缺的现象，他们面临着就业机会增加、工资上涨迅速的大好时光。然而，这个好时光不会延续太久。如果在这个时候，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了不利于人力资本形成的激励机制的话，如果更多的就业岗位和不断提高的报酬使青年人急于辍学就业，这一代劳动者群体终究会遭遇到产业结构升级的冲击。

此外，一个有效保护暂时被劳动力市场排挤出来的劳动者的社会安全网，也是创造性毁灭机制达到预期目的的制度保障。创造性毁灭的目的不是毁灭，也不是对劳动力市场上的脆弱群体视而不见，而是通过这种机制提高整体经济的健康程度。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并进一步将社会保护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包括教育干预、医疗援助和家庭扶持等，面临着巨大的需求和最适当的时机。

最后，政府应该把握宏观经济政策的适度性，为创造性毁灭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熊彼特认为，经济危机是实现创造性毁灭的最佳方式，所以，发生危机的时候也是创造性毁灭的最好时机。其实，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或者一种理想表述而已。在经济危机和衰退时期，金融体系变得缺乏信心和格外谨慎，企业创新和风险投资几乎无法获得任何金融支持。此外，在经济危机时期，政府为了稳定就业，往往不加区分地对濒死企业加以保护，所以并不是筛选有效率企业的恰当时刻。推而广之，过于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不利于勇于创新的新生企业以及有活力的中小企业获得金融支持的，这种政策环境并不鼓励资源重新配置的发生。反之也是一样，在过于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那些缺乏效率的企业和错配的投资，也变得容易生存和发生，因此，这时也难以发挥创造性毁灭的筛选功能。总而言之，稳定和适度的宏观经济政策，是保证市场行使优胜劣汰职能的合适土壤。

（原载《中国改革》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