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以来，中国的通胀有其清晰的逻辑路径：货币超量—资产泡沫—物价上涨。这是一个长期货币超量累积的过程，不仅仅是某一个时点货币超量了，因为这段时间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货币政策超宽松的时期。土地和房地产价格涨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也决定了中国的通胀会成为一种长期压力。

2003年以来，中国物价上涨主要由两块构成：城市服务性价格和食品价格。城市服务性价格上涨的货币逻辑是，地价和房地产价格暴涨直接驱动人工成本上涨，这就牵扯到经济学上的“生存线”的概念。食品价格上涨的货币逻辑是，城市人工成本上涨，对应的是农业人工的机会成本上涨（经济学概念）；同时农产品从种植出来到运抵城市的卖场，流通过程属于大服务，所以人工成本上去了，流通成本也就上去了。

中国劳动力成本趋势性上涨当然与中国人口结构拐点逼近相关。从城乡二元结构角度看，当经济发展越过“刘易斯拐点”，劳动报酬会加速上升。因为现代工业部门已经不能再用“不变工资制”从传统部门吸收“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了。有研究估算，今天中国农村剩余的青壮人工数量已不足5000万。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中国15～65岁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将在2015年达到峰值。

由人口结构的拐点引发的工资上涨应该是一个均匀释放的过程，可能会像沙丘一样平缓，日本的经验数据反映了这一过程。但中国劳工工资的上涨2006年以来却像峭壁一样陡峭，令人困惑。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释放完全有条件比日本更均匀、更持久一些，因为中国广袤的国土和区域差异可以使这一过程有足够的纵深，资方可以将工厂迁往内地，或用机器替代人工，但当下内地的土地等要素成本也在快速上涨，所以薪酬上涨变成全局性的异常刚性。

刘易斯认为，一个国家在拐点之前也会出现工资上涨，这主要是因为维持“生存线”的工资水平上涨。低端劳工的报酬维持在城市基本生存保障的水平上，它决定着一个城市的物价水平。超量货币大量投向资本品以后，土地和地产价格近年来急剧涨起来，城镇的生活成本、商务成本就上去了，低端劳动者的报酬会被倒逼上涨。这是相对的，务工成本涨意味着务农的机会成本涨，于是又牵引着农产品必然趋势性地涨。反转过来，当工业的利润变得越来越薄，就会有更多资金被从实体挤出进入虚拟，推动着资本品价格更快速度地涨，这是通胀自我实现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