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滞胀”的政策

中国要避免这一坏的经济结果的发生，政策上要尽快实现积极的正的真实利率水平。唯有如此，才能实质性地抑制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财政需求，否则“胀”的压力很难降下来。利息率的调整将改变货币条件，货币条件决定资产价格，而资产价格实质性地决定着信贷条件的松紧。比方说一块地过去估值1亿元，能放贷8000万元，而今天估值3亿元，则同样一个抵押物从银行借出的钱是2.4亿元，对于这个经济体中拥有抵押物的群体而言，意味着经济学意义上的资金成本大幅降低。事实上今天对利率最敏感的群体是政府和国有部门，因为反转过来，当货币条件收紧，导致资产价格下行，即便没有信贷额度的控制，对于政府投资冲动的约束也是实质性的——资产价格下行而致真实杠杆率上升，借贷人的能力是大幅下降的。

在此基础上，中国需要加快供给面的改革，也就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来解决通货膨胀的根本问题。比如改革政府主导经济的体系，纠正扭曲的价格体系，还资源配置权于市场，实现一个真实的、合理的资本利得水平，来抑制资源错配的投资和资产泡沫发生；减税以培育中产阶级，提高社会的公平程度；国有资本战略性地合理撤退，激发私人部门创新型和价值型增长，改善就业状况，提高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无论未来经济再平衡的路径如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不能再以家庭财富转移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了，要让财富尽快地从政府和企业回到家庭，这是中国从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的关键。

（原载《银行家》201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