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不可压制的乐观”，《纽约时报》曾这样评价奈斯比特的特质。那是一九八二年，他刚刚出版的《大趋势》成为轰动一时的畅销书。

没人怀疑这本书表现出某种预见性。“从工业社会到信息时代”，“从民族经济到世界经济”，“从南方到北方”，“从等级官僚制到网络化”，这些预言都已成真。但他的成功不是赖于预见。

倘若你对于未来学的谱系有所了解，你会发现奈斯比特的所有预言，之前都有人做出阐述。若论思想的创建性，他要远远落后于丹尼尔·贝尔、彼得·德鲁克、阿尔文·托夫勒等人。但奈斯比特的判断更绝对，语言更通俗。他知道如何将杂乱无章的信息拼接在一起，创造一些朗朗上口的新词汇，然后用动情的、不容置疑的口吻大声讲出来，它传递的不是思想而是概念，它不鼓励你展开独立思考，而是要让你有“原来如此”的顿悟。人们很难成为丹尼尔·贝尔的追随者，却可以轻易加入约翰·奈斯比特拥趸的行列，前者进行高密度的智力探索，后者提供的则是令人舒畅的心理按摩，世界总是充满希望。

更重要的是，奈斯比特熟知迎合正在转变的公众情绪。倘若你不了解八十年代初的美国社会情绪，你很难理解《大趋势》为什么会获得如此爆炸性的成功。对于美国来说，七十年代充满了阴沉之气，从水门事件到石油危机，从撤离越南到伊朗人质困境，从苏联扩张到日本崛起，失败和沮丧主宰了美国，甚至整个西方世界。

人们受够了沮丧。“新时代”运动是那个时刻开始的，既然改变不了政治与社会，那么我们就改造自己的内心吧，人们练习瑜伽，到印度寻找智慧，吃素食，谈论健康和幸福，将所有精力都投放在自己身上。人们也寻求激励，汤姆·彼得斯和罗伯特·沃特曼的《追求卓越》成为超级畅销书，他们试图向公众表明，美国商界并没有在日本公司面前黯然失色，他们有自己独特的管理方法。

奈斯比特的《大趋势》更是乐观主义的强心剂。预言者不仅走出了罗马俱乐部的悲观，甚至摆脱了乔治·奥威尔式的阴影——一九八四年在逼近，极权主义不仅没有获胜，甚至政治都不再重要，新技术将改变一切，未来必然更自由、更平等、更美好，充满欢乐。人人都渴望自我感觉良好，他的乐观情绪感染了全世界，包括同样身心沮丧的中国，它在全球卖出了一千四百万册，其中还不包括中国数量惊人的盗版。

倘若说《大趋势》是他超过十年孜孜不倦剪报与分析的成果，他接下来的书籍都只是令人厌倦的自我重复。“大趋势”成为一项产业，一个追赶时髦的市场活动，二十年来，他出版了《二〇〇〇年大趋势》，《妇女大趋势》，《亚洲大趋势》……报纸上的新闻摘编，个人经历的逸闻，口号式的标题，都通过那种永不消退的乐观精神，被混成一本拉拉队手册。那些被欢呼的球队，都被拉拉队的兴奋劲弄得不能自拔，纷纷加入自我庆祝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