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的隐喻

在发表于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篇文章中，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提到了一个幻想故事。一群阿根廷人决定在一片适宜的平原上建造一座城市，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知道盖房子的地方是一块墓地，它一点昔日的痕迹也没留下来。只有头头们知道这一点，但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这是他们整体计划的一部分。

新城市建成了，明亮的灯光与繁荣景象让人骄傲。但同时，一种奇怪的骚扰出现了，人们产生了怀疑和担心，总觉得某种奇特的力量在干扰、控告他们，竭力赶走他们。

最敏感的人终于明白，他们是住在墓地上，死者以他们的方式回来了，走进人们的家中、梦中和幸福中。

“这似乎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理想得到了实现，我是说，这是一种技术上的胜利，是被电视机、冰箱、电影、大批金钱和爱国主义的自足包围的现代生活的胜利，”科塔萨尔在讲述完这个故事后评论说，“它慢慢地惊醒了最可怕的噩梦，惊醒了寒冷而黏滞地存在的无形的鄙弃和一种诅咒。这种诅咒难以言表，但是将其不可言喻的恐怖传染给了那些人在墓地上建造的一切。”

科塔萨尔借由这个故事来说明七十年代末流行的“阿根廷模式”。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后，现任军政府给阿根廷带来了表面的平静。国际舆论都认定阿根廷正在“进入一个物质生活和国家政治生活积极稳定的时期”。至于之前几年，政府对于反对派力量的大规模清洗，则没人再提。阿根廷正展示着它的新面貌，成功举办了一九七八年的世界杯足球赛，还在重工业和核能源方面进行积极探索。而对于这一切，科塔萨尔写道：“一个不同的、畸形的现实已经形成，它像一座迅速安装、掩盖着基础的舞台那样耸立。这是一个由劳动阶级的屈从和贫困形成的基础，是一个蔑视一切思想和表达自由的基础，是一个使用着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效的爱国语言和沙文语言的无耻和实用的基础。”

二〇〇六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我读到了这个故事。它带给我的惊颤让我至今记忆犹新。似乎一把利器刺穿了一直蒙在脸上的一块又湿又厚的棉布，我大口呼吸到了新鲜空气。一种由衷的敬佩也从心头升起，一位真正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不正是应该把那些人们只朦胧感受到却说不清的东西指出来吗？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不正是帮助人们恢复记忆，让人面对不安的过往与现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