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春，我说服弗兰克放我去野战军带兵。顶替我的是个工作狂，他每天工作到深夜。尽管弗兰克很少在周末去办公室办公，去了也不会待过一两个小时就走，但他的这位新任军事助理还是觉得自己有必要在周末待在办公室里。不用说，他加班加点，自然整个办公室的活儿也变多了，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家越来越紧张。那些工作都是些繁文缛节，其实真没必要，也没有意义。弗兰克发现他面前多了一堆他没要求签、没必要签和没想到要签的文件，他也被逼延长了工作时间。

1986年年底“伊朗门”事件①之后，弗兰克被任命为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成了他的副手。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要重组国家安全机制，修补造成“伊朗门”事件的漏洞。即便在如此紧张、严峻的局势下，眼见着整个总统班子有可能下课，弗兰克还是保持了他常年养成的工作习惯。作为他的副手，我的工作任务之一就是关心他的健康，不能让他工作得太久。如果没出现什么紧急情况，任由他自己安排时间的话，弗兰克一般下午3点钟就下班了，然后他会去打打网球，就回家。他干起活儿来非常努力，他会把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总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弗兰克带了个头，大家也跟着这么做。

等到我在政府高层干正职的时候，除非刚刚爆发了战争或者有其他火烧眉毛的事情不得不去处理，周末我也不去办公室。每到星期五我都会回家，即使有千斤重担，我也会丢在办公室里。回到家中，待在宁静的私人空间里，我才会变成一个高效率的人。我希望我的手下也这么做；当然，如果他们需要留下来继续干，那他们就继续干好了，但不要认为沉迷于工作会给我留下好印象，为这个加班加点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