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也是极其独特的。这种独特性体现在，在政治动员的规模、程度与可持续上，其他国家都与中国无法相比，而这种空前绝后的政治动员又与共产党“思想改造”的能力密切相关。正是人们的“灵魂”被改造了，才使得革命的血雨腥风得以狂飙突进。也就是说，中国革命最独特的地方，在其思想改造之成功——如此成功，以至于与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相比，毛时代的中国几乎不需要秘密警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监视以及人的自我监督已经足以支撑这个制度的运转。

在高华的文字里，我们读到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配方”：资源的垄断式供给＋全面改写历史前提下的信息封闭与观念灌输＋在群体中孤立个体＋强力威胁；以及这种“思想改造”外科手术般的“程序”：封闭的学习文件组织群体对个体进行批评与攻击自我羞辱式的检查与“交心”必要时的惩罚甚至暴力惩罚纠偏阶段受害者的感激涕零。这一套“配方”与“程序”，在以后历次整风运动中屡试不爽，甚至被日常化和制度化，效果不断积累，最终形成了“文革”的悲剧。

很多人认为高华的分析解构了毛主席个人崇拜的神话。不错，高华的确通过丰富的史料和细腻的分析呈现了“红太阳”的统治术。在高华笔下，毛主席就像马基雅维利笔下的那个君主，同时有着狐狸的机敏与狮子的威猛，他的政治策略正如他的军事策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避实击虚……但是，高华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关于一个人，甚至不仅仅关于一场运动，在最深的层面上，他的分析是对人性的一次深描。在其论述中，领袖的每一次胜利，都由“围观者们”的冷漠、嫉妒甚至贪婪推波助澜。那个著名的句式似乎也可以用在这里：“当他打AB团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AB团；当他打王明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明；当他打王实味时，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王实味……”从这个意义上，高华的兴趣不仅仅是剖析“王道”，而是直面人性之幽暗。“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对于20世纪中国的“左祸”起源，有各种隔靴搔痒的看法：有的认为“左祸”始于“文革”，有的认为它始于“反右”，更远的追溯到“土改”，但在高华之前，极少有人去碰触“延安”这个主题。美国学者Mark Selden七十年代出版九十年代重版的《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对“延安模式”也做了浪漫主义的诠释。直到今天，“延安精神”在很多人眼里，仍然只代表着理想主义、官民平等和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正是因此，高华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性分析可以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果说很多人的研究是将一个神话的枝节剪去，他却是将一个神话连根拔起。不少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大跃进”，就不会有“文革”。进一步倒推，如果没有“反右”造成的万马齐喑，就不会有“大跃进”的成功。再推，如果没有“土改”“镇反”的成功，“反右”也不可能如此顺畅……在这个倒推的过程中，高华则走得更远：如果没有延安整风，就不会有若干年后的“万岁万万岁”。今天很多人鞭笞“文革”中的“人性沦丧”，但对延安时期的“理想主义”赞赏有加，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高华的研究显示，整风中的人人过关“向党交心”，与“文革”中万众一心挥舞红宝书的场景，其实是多米诺骨牌第一张与最后一张的关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