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独自打保龄综合征

因此，当拥有社交媒体的互联网被那些渴望在二十一世纪将人类聚集到一起并重建社区的浪漫派社群主义者寄予厚望之时，“夏日之恋”的尸体就已经复活了。请将这种对未来的怀旧想象成“独自打保龄综合征”——哈佛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关于社群主义的理论；帕特南在其极具影响力并且十分畅销的《独自打保龄》一书中，将数字网络视为解决地方社群危机的一个方案。

在@quixotic 创立了第一个社交媒体数年之后的2000年，帕特南写道：电子媒体是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打造社群参与的工具。“让我们找出各种方法，确保到2010年时，美国人不会在大部分的闲暇时光里被动地独自坐在发光的屏幕之前，而是花更多的时间与同伴积极保持联络。”他以社群主义者的热情如此写道，“让我们推动新形式的电子娱乐和沟通，以便加强社群参与，而不是去排斥它。”

十年之后，“独自打保龄综合征”——一种社交功利主义想法，即社群让我们个人更开心、更成功——变得几乎和Facebook、foursquare或Twitter一样无处不在。近年来各种标着令人亢奋标题的“空巴亚（kumbaya）”式图书蜂拥而至——比如《大众思考》《网络的财富》《颠覆》《此即人人》《开放》《湿营销》《我的就是你的：合作消费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先来》《我们这一代》《互联》《现实已被打破》《网格：为什么分享是商务的未来》，以及《超社会组织》——所有这些书都在千篇一律地歌颂着社群的神奇力量。

这种对社交的理性着迷是一种对分享的沉迷，并且在许多不同的学术领域都十分常见。“随着信息流的弧线转向日益强大的人脉”，分享在如今被很时髦地称为“模因（Meme）”（但在许多方面它却是一种病毒）。共处和分享的概念已获得了某种宗教意义，以至于某些科学家现在“发现了”其在人类状态基因组成中的中心地位——这点与牛津大学苏珊·格林菲尔德女伯爵的研究结果截然相反。一位来自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PaulZak）博士可能已经发现社交网络促进了“我们大脑中影响大度和信任的化学物质”的释放。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拉里·斯万森（LarrySwanson）和查德·汤普森（RichardThompson）甚至“发现了”我们的大脑相当于一个互联的社群——并因此催生出一篇荒谬的报道：“大脑的工作机制更像互联网，而非‘自上而下’管理的公司”。

像大卫·布鲁克斯这样通常头脑冷静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也似乎在某种程度上陷入了社交的魔咒，并在其2011年出版的畅销书《社会动物：爱、品格和成功的隐秘源泉》中指出，世俗世界的成功是善于交际的结果，并且独处和隐居只会令那些教养不佳或机能障碍的人倍感痛苦。50可是，布鲁克斯这个分析家太过清醒了，所以他不可能被社交媒体的苦艾酒（KoolAid）完全醉倒，特别是对于Facebook和Twitter一代以之为特征的反主流文化式的自恋。“这个世界不是全然为你而转。”布鲁克斯如此告诫美国的毕业生，“表现型个人主义的祷文仍然是美国文化中的主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