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B-T分流的手术点燃了比奇洛一反常规出奇创新的激情，那么这位挑战者的热血，则显然是因比奇洛的学术报告而沸腾起来的。在斯普林斯市举行的那次外科会议上，比奇洛的报告引起了巨大争议，然而同样在会场的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F. 约翰·刘易斯（F.  John Lewis，1916—1993）却在赞叹之时暗暗生出“彼可取而代之”的豪情。

同时代的人对比奇洛的评价是，他对自己的新观念总是非常慷慨，毫无保留。20世纪50年代不比现在，在学术会议上放映动态投影十分容易，在那种相对落后的会场条件下，比奇洛居然能把记录自己手术过程的电影胶片在现场演示，真可谓慷慨到家了。正是因为比奇洛在学会上将实验方法透露得足够细致，才使刘易斯有信心试一试。

但是，要想在这种极具技术含量与创新要求的挑战中取胜绝非易事，更何况别人已经赢在起跑线上了。因此时人并不看好他，甚至不乏嘲讽。虽然许多朋友认为他是最聪明、最有判断力的天才，但刘易斯自己却甚为低调甚至有些害羞。当有人问起刘易斯是否介意这些批评的声音时，他回答得干脆而巧妙：如果你很少意识到那些人的所作所为，就会大大减少对这些事情的关注了。

沉稳的刘易斯当然很清楚情势，若要后发先至，则必须改进比奇洛的技术。他将狗降温至26~28℃，夹闭腔静脉八分钟，在直视无血的术野下施行了房缺（通过外科手段建立）修补术，结果是10个动物，最后有9个得以存活。在动物实验的存活率方面，刘易斯果然已经做到后来者居上了。他是如何做到的呢？

原来刘易斯的改进主要是对抗和最大限度地预防室颤——一种十分棘手的心跳节律紊乱。他发现这主要是由于冠状动脉循环被气栓阻塞和过度降温造成的。于是他采取措施限制术中冠脉内气栓的形成，并使温度高于比奇洛所采用的温度，因此手术死亡率得以大大降低。到1952年，和比奇洛一样，刘易斯也觉得开展这种临床人体试验的时机已近成熟了。

现在，一加一美，一北一南的两个人都拔剑四顾跃跃欲试，只等决战时候的制胜一击。只不过科学上的这种争斗显然不同于你死我活的搏命之争，严格来说甚至并不存在真正的失败者，因为无论他们中谁获得成功都将是人类征服疾病的胜利。

正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天时论，他们两人年纪相当，均处于20世纪中期科学技术迅速崛起的黄金阶段，时代呼唤一个可以将心外科更推进一步的大师，这是共同的历史大背景。以地利与人和论，虽然比奇洛起跑在先，但刘易斯也已将后发优势利用到了极致，几乎追平了比奇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所超越，毕竟他是站在前者的肩膀上起步的；再则，他们都必须背靠自己所在的医院，依靠强大的团队合作。最后，一个看似不太重要的非学术方面的因素，却成了决定这次竞争输赢的关键所在——人脉关系，他们都需要有人为其推荐一个合适的病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