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之后，我们看到那个感人的场景。杰斯卡自杀后德雷曼在家里弹琴，奥普曼·威茨格尔在上面的阁楼戴着监听耳机凝神倾听。著名导演杰斯卡被政府下令禁止创作已有七年，即使是艺术圈的朋友，也无法真正理解他被剥夺创作自由的痛苦。被奥普曼·威茨格尔监听的剧作家德雷曼其实对体制一向采取妥协态度，影片开头我们就看到他的戏剧在按照宣传部的要求修改后还可以风光地上演，文化部的头面人物也出场来看他的戏。好友的死给他很大触动，悲伤中他弹奏了一首《好人奏鸣曲》。我们看到，这首钢琴曲打动了在楼上执行监听任务的奥普曼·威茨格尔，他一个人戴着耳机坐在顶楼的阁楼上，眼中流出热泪。影片用一个十分巧妙、看似遥远的笔触告诉我们，奥普曼·威茨格尔的心理起了重大变化。当天晚上，他回家在电梯里遇到一个小孩，当小孩表示了因自己父亲被抓走而憎恨国家安全局时，他习惯地问那小孩的名字，这与他对有疑问学生的反应是一个模式。但是，这一次他问话以后突然改口，说自己是问足球叫什么名字。此举弄得小孩很莫名，他嘟囔着：“足球还有什么名字。”

但是，思想的火花可以顷刻间烧毁他头脑中背诵教条的藩篱，却很难提升他超越具体利害的门槛。偷听到作家要写一篇东德自杀的研究报告，他还是立刻写成报告要去向上级报告。是的，在看透一切之后选择犬儒主义的生活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的绝大多数时间的不二选择。在《犬儒理性批判》（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这部以德语写成的书中，彼得·斯洛特迪基克（Peter Sloterdijk）提出了这样一个命题：“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犬儒性的。……虽然犬儒性主体对于意识形态面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距离心知肚明，但他依然坚守着面具。”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ek）在引用这段话后分析道：“那个公式，正如斯洛特迪基克所言，只能是这样的：‘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一清二楚，但他们依旧坦然为之。’”在库尔威茨上校的办公室里，他用自己的犬儒主义和冷酷给奥普曼·威茨格尔竖起一面镜子。库尔威茨上校向奥普曼·威茨格尔炫耀自己花200马克买来的博士论文：《论对艺术界各种性格类型政治意识形态异己分子的监控标准》，他还告诉奥普曼·威茨格尔说在自己的勤奋工作下，像德雷曼这样的“第四类”艺术家已经很罕见了。奥普曼·威茨格尔悄然收起自己带来的窃听成果，转而要求自己一个人来执行监听任务，他改变了自己的决定，从交出自己的工作成果邀功请赏转变为渎职、隐藏信息而保护这对作家和演员免受国家机器的无情碾压。

这之后，奥普曼·威茨格尔的选择更为艰难，在库尔威茨上校的监督下，他在绝对的认同分裂、目的分裂、道德感分裂的情况下亲自逼迫克丽斯-玛丽亚供出丈夫藏匿“罪证”的地方。立功之后，他抢先一步在谁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转移了罪证。这样，在玛丽亚临终时对他发出无比怨恨的谴责时，威茨格尔急切地告慰她：放心，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