杉田玄白既开批判中医之头，与之同时代的山胁东洋等名医便进一步对古医书中有关人体内脏说产生了怀疑，他们通过对尸体的解剖，深入证明了传统中医书中的许多错误，并由此得出了“实证第一”的结论。

山胁东洋认为：“理先而物后则上智者亦无所得，试物以载言虽下愚者亦可济世。”彻底冲破了传统中医纯思辨的阴阳五行论的束缚，为日本医学界输入了实证精神。

杉田玄白、山胁东洋手持手术刀，以解剖学理论向中医发起攻击：  

中医既不究心于诸物之体，复不欲剖乎死人之身，一聆此说竞发为惨夫，不知脏腑而治生人于死亡之地，不以为忍欲，识脏腑而借死身为生人之益，反以为惨，其持论不亦误乎。且死人之身几如蝉蜕，得殓者虫蚁所营，暴体者犬鸦所食即得窀穸之安，亦属腐烂之物，如解尸而以为惨，则剖心之戮凌迟之律、大辟之刑，中国不废，与其弃掷坑窞，何如设立医馆，将此等重罪之死身交于其中，剖而视之，作医术之证据。俾蒙目而射者，得开其目，迷途而行者，得返其途，治败坏之钟表者，修其外面而且得其内藏，则无用之腐体作大益于生人，不远胜于弃尸也哉。

日本的医学发展，也可以说是有两个明显的段落。第一是汉方医时期。第二是西洋方医时期。日本的中医与西医之争，也经历了漫长的大半个世纪。虽然一开始中医占得上风，但最后竞争的结果，是“西学东渐”，西风压倒了东风。　

凡新学派勃兴之时，旧学派的反抗势不能免，日本兰方医与汉方医之间，屡次发生冲突，传统汉学医要求当局严禁西洋方医，1849年，当时执政者阿都伊势守偏向中医，发布《兰方医禁止令》。此令一出，胜利完全归于旧派，一时兰方医大为窘迫。

然而，西医大显身手的时候马上来了。1858年，日本霍乱流行，幕府将军德川家定亦患此病，众医束手，堀田正笃等力排众议，提议用西法治疗，得阁老间野下总守之赞同，幕府于七月三日急遽发布《兰方医解禁令》，伊东玄朴等为将军治病，并新任竹内玄同等西医数人为官医，唯此后兰方医遂得再起，各藩亦相继解除禁令，西医大起，压倒中医。

明治八年，日本政府发布医师开业规则，提倡新派医学，规则上面虽然不曾明白禁止汉方医，但严行限制，只准旧有者继续行医，不能新添，而且考试科目也渐加严，所以明治十六年以后汉方医可以说是无复活路。

以荷兰医学，排斥传统中医，开“洋才”先河——日本知识界在思想和行动上开始出现脱离“汉才”的趋向，1775年，杉田玄白继译刊《解体新书》后，又著《狂医之言》、《兰学事始》，初步否定了古来流行的“中国中心论”，形成了“西洋文明中心观”。

他说：“地者，一大球，万国分布，所居皆中，任何一国皆可为中土，支那亦东海一隅之小国也。”

在他的文化世界观念里，中国已经不再是文明的中心，崇拜“汉才”的天平已逐渐向“洋才”倾斜。

十八世纪中叶，日本这种以“西医压倒中医”为开端的对“汉才”的怀疑和批判，延续到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这场中英之战，验出坚守“汉才”的清国“含金总量”，战争的结果，汉才完败于洋才，日本举国震惊，天朝的形象开始崩溃。那种松动终于变成震动，排斥汉才也终于由医学到政治，从局部到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