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美籍华人来到中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回祖辈的老家，但是我在香港、台湾和大陆住了十二年，也没回去过一趟。我担心我还没有准备好，去理解在老家会发现些什么。我怕去这么一趟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都能理解那些打工女孩们对家的复杂感情。

农村来的女孩教我认识这座城市。从她们那里我得知哪家工厂经营得不错；足不出东莞，这些工人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各地区之间的等级。美国和欧洲老板对工人最好，然后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继而是台湾老板。中国大陆的工厂最差劲，因为“他们老是倒闭”，一个农民工跟我说。他们也知道什么时候会有重大的政策变化——2005年初，一些工人跟我说最低工资要涨了，而这时候官方还没有正式公布。

许多我读过的写中国农民工的书并不真实。农民工早已不再生活在被警察抓捕的恐惧中，相反，官方忽视了他们的存在。本地居民的歧视也并非什么问题，因为打工族和本地人几乎从不碰面。他们高度的就业升迁情形也令我感到惊讶。几乎所有我在厂里认识的高层人员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我认识的姑娘并未注定要回家种地，因为她们出来之前也没种过什么地。她们多半不知道家里有多少地，也不清楚几时开始农忙。我所有的臆测都来自90年代中期的农民工研究；十年过去了，这个世界天翻地覆，变得太快，快到无暇记录。

我开始喜欢上东莞，这地方似乎铆足了劲要把中国最极端的一切表现出来。拜金、环境破坏、腐败、拥堵、污染、噪音、卖淫、不良驾驶、鼠目寸光、压力巨大、拼死拼活，杂乱无序： 如果你能受得了这儿，那到哪里你都能受得了。我尽最大的努力去适应这一切。午饭我吃两块钱一碗的面条，去哪儿都坐公交车。我穿牛仔裤和凉鞋，比许多出门时穿绣花衬衫和高跟鞋的打工女孩还朴素。在东莞我就像是隐形人，我也喜欢这样。在中国别的地方，一个到处盯着陌生人看、在笔记本上写来写去的人或许会引来注意；在这里，大家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根本没工夫理我。只有一次： 我在人才市场抄录墙上的一个告示说明。一个保安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他我在练习英语，他就让我走了。

对于外面的世界来说，东莞仿佛是隐形的。我在北京的朋友大多都曾路过东莞，但是他们所记得的——这真令人震惊——就是无穷无尽的工厂和妓女。我在这个隐秘的世界中跌跌撞撞，我和七百万，八百万，或是一千万人分享着这个世界。在东莞生活就像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时，以一百一十公里时速冲下高速公路，四周景物变化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东莞是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