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巨大成本：国富民穷

丁学良

摘要：中国模式取得了一些很重要的成就，但中国模式的代价和成本非常大。主要体现在对中国的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相对弱势领域持续不断的被剥夺；对中国人深层的环境生态系统进行持续的剥夺、掠夺和损伤；在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内发生着越来越广泛和细腻、精致化的不规则行为，而在不规则行为中则爆发着范围更广的腐败；中国公共政策领域受到的限制越来越严格、范围越来越广。使得在一连串非常重大的公共政策上无法进行公开的、持续的和富有前瞻性、开创性的讨论。

“中国模式”不可持续

近5年来，国际上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非常热烈。与那些国际性的讨论相比，国内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两点上有巨大差异。第一，国内讨论中国模式时意识形态化太强，而在国际上讨论时主要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尽可能的客观理性。我本人就非常反对将中国模式过分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和国外讨论中国模式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个重要区别是，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有支持有反对，但基本上是将它看作多种发展模式中的一种，而不是一个就要取代其他发展模式的模式。国内讨论时，好像只要肯定了中国有自己的发展模式，下一步就是这个模式要打遍天下无敌手。我极力将在国际上讨论中国模式比较理性的、着重于事实的而且具有开放性而非排他性的思考介绍给大家。

在我看来，到现在为止，中国模式在过去20几年的时间内有重要发展，但最根本的目标和框架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定型的。在这之前，虽然改革开放也有十几年，但那时并没有很清楚的中国模式。包括邓小平、陈云等老一代，以及胡耀邦、万里等，我都查过他们当年的重要讲话，他们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观点不一样，但有一点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中国现在发展的道路还是在摸索之中，还不是很清楚。既然道路还是在摸索之中、还不很清楚，当然不能说有一个模式在那儿，要大框架比较清楚才能谈得上“模式”。

关于这一点，我在北京跟几位资深学者有争论，他们说上世纪70年代末已经有模式推出来了，我说不是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第一线的领导人胡耀邦、万里、习仲勋等，他们对未来中国走向什么样的目标，虽然不是100％清楚，但是大体有一个共识，就是经济要走向市场制度，政治要走向民主制度，至于怎么走，观点不太一样，但基本的两大目标是有共识的。然而这两个基本的认识，在他们同一代的领导人之间也存在很大分歧，因此那时中国呈现出非常不稳定的摇摆状态，具体体现在1979年到1989年这10年时间内，一些重要政策出台几个月之后突然又变了，第一个政策和第二个政策之间往往互相矛盾。但这种现象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大下降，不但目标比较明确，而且对该怎么走的争议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