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指出，官员的腐败肯定造成了“以吏为师”的中国社会的失范，加剧了以权谋私的泛滥。但以权谋私绝对不限于行政权力。普通人利用自己的职业权力谋取金钱或其他利益的情况显然对谁都不生疏。许多人抨击行政权力的腐败，但并不妨碍自己也在从事各种职业权力和社会关系能及的交换和寻租。我们不能不说，这是腐败在中国更深和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基础。不过，从影响社会收入和财富分配的规模量级来说，能和行政权力相提并论的，只有资本权力。

资本就是要盈利，企业就是要赚钱，这本来无可非议。但是，不仅权钱交易中权力必须与资本合谋才能成事，而且资本自身在利润面前践踏法律的冲动，也有绝不可低估的能量。因为资本随着规模上升，在其势力范围内也是一种垄断性的支配权力。和行政权力的私用类似，资本权力为实现超常的财富积累也有三种普遍的违法谋私途径。

一是规避和破坏劳工的保护法、安全法、质量法和环境法等各类相关法律，依靠资本对相关人员和程序的支配权力，弄虚作假，违法乱纪，通过成本的外移来取得超额利润的分配。黑砖窑、黑煤窑和大量食品与环境重大违法案件只是冰山一角。

二是通过主动出击的公关和行贿来取得特殊的商业利益和垄断收益。这是权钱交易的另一端。对资本来说，钱权交易只是成本支出，更大的财富分配需要在这里兑现。因此，尽管人们关注的往往只是行政权力的腐败，但实际造成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天平倾向的一端是资本。

三是通过资本的支配权力来做假账偷税和逃税，实现财富快速积累。这里有两个情况可以透视其财富转移的规模。其一，中国以数万亿元计的隐形收入，应该几乎全部出自资本掌控的企业部门。须知即使是权钱交易的贿款，既不会出自政府，也极少出自居民的税后收入，而需要由资本从企业支付。所以，中国有太多享有优势资源的居民，其实际收入远远高于其名义收入。其二，除了少量大型国有企业和多元股份制上市公司受制于体制因素外，中国大部分上市公司很少分红。至于未上市的千千万万以自然人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绝大部分甚至基本从来不分红。和世界上的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中国居民部门得到的名义股权分红即股息或红利极低，乃至可以忽略不计。这当然不是因为作为股权投资者的富裕居民把公司都办成了永远不分红的慈善组织，而是资本在中国国情下找到了成本更低的分红办法。

权力转化为资本，资本与权力合谋或独谋为追逐超额和垄断利润而践踏法律，回避这个每天都在大规模发生、也是以万亿计的财富再分配，显然根本不可能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