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就涌出一群可疑的人，纷纷叫嚣道：“既然大前不行，那就让我来做吧。”他们争执的结果就是在2005年，与我的提案相差甚远的“新银行东京”开业。新行有8家支行，一开始的营业内容与既有银行相差无几，整件事情的始末正如众所周知的那样：经东京都议会与国会议员斡旋而得到的增资，以及大型银行的不良债权替代融资，眼看着就成为不轨之徒的囊中之物，结果使得赤字膨胀，仅3年的时间内，累计赤字就达到了1 000亿日元，最后“新银行东京”以破产而告终。如今，我正在委托东京都的同行们协助再建的工作，而且为避免再度破产，哪怕是外在形式，我也在尽力设法弥补。

在提出“大都市银行”构想的时候，我曾反复叮嘱石原都知事，必须由东京都自己来经营该银行。官员或者政治家不可能精通银行的经营。我确信如果由他们经营的话，一定会朝着坏的方向发展。当时，在东京都职员中，具备从事银行业务工作经验的，只有从日本债券信用银行聘用的一名女职员。

石原都知事将“新银行东京”的破产责任推卸给了经营团队，但破产最大的原因无疑在于，石原固执地将自己的政治使命感寄托在了“设立东京都银行”这一标语上，一味地去推行中小型企业援助与风险企业援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