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理论界开始了关于股份制的激烈争论。

厉以宁：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股份制是不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这个大方向问题上。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我是积极主张以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目标和方向的。我当时就明确提出，股份制本身没有什么社会性质，其性质取决于投资者的性质，二者的关系如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一样。股份制是一种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企业组织形式，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社会主义实行股份制并不意味着改变企业的公有制的性质，而是以新型的公有制代替传统的公有制。1986年9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从理论上详细地讨论了我国改革以后的所有制体系以及股份公司的构造。以后，我在一系列著述中，不断地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

马国川：1986年您多次论述股份制，从此您享有了“厉股份”的称号。

厉以宁：张劲夫看了我的文章，把我的文章推荐给国务院主要负责人，说北大有一个新的思路。1986年11月我随胡启立到四川去考察，想在那里搞股份制的试点。当时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很支持。为什么选在四川呢，就是因为那里国有企业多。但是我们从四川回来才两个月，胡耀邦同志辞去了总书记一职，股份制改革的设想也就不了了之了。

马国川：实际上，把四川作为股份制试点的方案中途夭折了。

厉以宁：夭折了。前不久，杨汝岱还讲过，如果当初听了厉以宁的建议，四川把股份制搞起来，那么四川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当时耀邦同志都下台了，谁还敢搞呢？耀邦是支持股份制的，以四川为试点搞股份制也是耀邦支持的。但是耀邦下台之后，就不再提了。1987年5月份，承包制正式出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