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您很早就参加了改革方案的设计。

厉以宁：我是一个教师，主要从事现代理论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但是时代的大潮也把我推到了改革的前沿。1983年我就参加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主持下进行的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在改革进程中，对于改革的走向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自1986年开始，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一直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后来人们把两种不同主张分别称为“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我是后一主张的代表。自1984年以来，价格改革先行、放开物价曾经成为影响国策的指导思想，但两种主张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而且在一个很长时期里，争论很激烈。

马国川：两种主张争论的实质是什么？

厉以宁：实质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也就是如何在公有制条件下引入市场机制的问题。

马国川：不同的主张所拿出的改革方案也是不同的。

厉以宁：是的。1987年10月，李铁映担任国家体改委主任后，提出开门搞规划，委托分属不同学派的人组成课题组，研究1988～1995年经济体制改革的中期规划。所谓中期规划是指3年、5年、8年，所以中期规划又称“三五八规划”。

马国川：一共有几个课题组？

厉以宁：一共有九个，都是由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为首，各自组织一拨人去搞方案，当时有人大的吴树青、社科院的刘国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中央党校的王珏、人民银行的宫著铭，还有广东和上海两拨人。我是北京大学课题组的负责人。经过半年多的调查研究，到1988年5月底6月初，国家体改委在国务院一招举办经济体制改革中期规划研讨会，各个方案分别汇报。

马国川：后来各课题组的方案集结为《中国改革大思路》一书出版，还获得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