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国川：从1988年起，您连续担任了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最高权力机关继续为推行股份制而努力。

厉以宁：我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议让我来主持起草《证券法》。起草工作主要是由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前身北京大学经济管理系的部分教师来担任的，我当时是经济管理系的主任。起草工作前后历时6年多，最终在1998年审议通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一部重要的经济法律。

马国川：提到证券，不能不提发生在2001年的股市大辩论，您是辩论一方的代表。

厉以宁：我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曲折，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国有企业在“股份制改革”时有许多不规范的地方，股市确实存在违规违法活动。所以，当吴敬琏对股市提出批评的时候，就引发了一场股市大辩论。由于互联网参与进来，使得辩论异常激烈。股票市场不规范，指出股市存在的问题也是应该的，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中国股票市场。所以，当全盘否定中国股票市场的声音出来后，我也站出来说话。因为我认为，对资本市场的看法不同，已经关系到中国证券市场的命运，涉及到我们要建立的是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前的传统市场经济还是符合新经济时代的现代市场经济。合理的投机应鼓励而非打击，赌场与资本市场有本质不同，中国证券市场虽然还存在各种毛病，但要爱护中国的证券市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要对中国股市寄以希望。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马国川：今天回头，您怎样评价这场辩论？

厉以宁：这场大辩论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股市，让更多的人明白股市不是赌场，投机和投资在本质上是没有区别的。

马国川：这场辩论也被蒙上了强烈的道德色彩，您怎么看？

厉以宁：其实学术之争在各个领域都普遍存在。而经济学界的争论所以引发更多的关注，是因为其更多地与民生的热点问题相连。但由于缺乏自由理性宽容的讨论氛围，学理的讨论被歪曲为道德讨伐的现象时有发生，这恰恰说明了社会的不成熟。

马国川：改革开放30周年了，作为改革开放经济理论的推动者，您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哪些改革是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