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可以。我国的传统道德有其永久的价值，例如关于仁爱和同情，以及对个人修养的认识。特别是孔子“以直报怨”的伟大思想远远没有为今人所理解，造成了一大堆的世界性的大问题。但儒家思想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和人平等的观念。儒家道德缺乏人权的基本观念，法家更是如此，取代人权的是皇权观念。这是我国接受现代社会制度的最大障碍。西方的传统道德中也并没有人权，但是曾经演化出强烈的平等思想。他们接受人权观念比较容易。我认为妨碍我国走向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还不是儒家道德思想，而是百姓中广泛存在的皇权思想。百姓不是当顺民，就是当暴民。总之不是公民。我真诚地希望中国百姓能培养起一种彼此尊重、宽容、合作、妥协的精神，取代那种斗争至上的风气。这将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前景，实在不是小事情。

经济的发展要求人们在观念上更新、扬弃传统道德、重建市场经济下的新道德体制。另一方面，新道德体制的成长也需要尽快确立自由、平等的市场机制。我国改革成败的根本在于，人人平等和自由选择的权利能否被确立。说到底，是一个道德观念的转变问题。只要对原有违背市场原则的意识形态进行革新，并把世界和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纳入社会道德体系，建立一个既有丰富的物质享受、又有良好道德风范的社会环境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马国川：我对您悲天悯人的情怀深为佩服。但是多少年过去了，您期望的社会还没有到来。

茅于轼：新道德的重建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对未来还是充满信心的。

马国川：也有人认为，您后来的思想观点越来越注重道德问题，更多地带有价值判断的倾向，有“说教”之嫌。

茅于轼：我倡导的道德意识的改良，正是制度建设中至关重要的环节。须知无论多么美好的制度，有效运行都必须有一定的道德共识和理性精神作为基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也需要有人做出局部的利益让步，这离不开道德力量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