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辛格在2004年当选为总理时，很多人希望他能继续推进改革。但事实上，他更多地成了一位名誉领袖，迎来了一场由全球而不是本地力量所发起的经济繁荣。有批评说他的低调和缺乏魅力让他不能成为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理，但实际上他的权力非常有限。由于不具备独立的政治根基，辛格把他的职位完全交给了国大党主席索尼娅·甘地，后者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福利社会政策的支持者，对经济增长并无多大贡献。辛格无法对产生极度自满的政治阶层和政治文化强行改革，他让我想起了美国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一位乏善可陈的领导者。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时期执掌白宫，并没有用他的权力来纠正不断加深的错误，最终在30年代拖累了美国经济。作为一位沉默寡言的人，柯立芝获得了“沉默的卡尔”（卡尔是“卡尔文”的昵称）的绰号，而辛格也以沉默著名。一幅漫画在印度疯狂流行，画中辛格坐在牙医的椅子上，牙医则请求他至少在进行检查的时候把嘴巴张开。

与巴西的不祥联系

印度的确有理由自信。从消费者拥有的电视机数量到马路上的汽车，以及数量巨大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年轻人群，印度在很多指标上非常像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中国在那时超过泰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是要为印度拼出一幅与中国非常相像的画面，就必须忽略很多不那么令人高兴的部分。

中国并不是印度唯一的榜样。从文化和政治上来说，相对于以计划和控制为特色的中国，印度与陷入混乱和迷茫的现代巴西拥有更多的共同点。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以巨大的决心每隔四五年就进行新一轮具有标志意义的经济改革，而巴西的改革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就停止了。从那时开始，巴西就从新兴经济体的名单中被除名，并陷入有史以来最为严峻的恶性通货膨胀。

印度与巴西都是“高语境”社会。“高语境”这个术语由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提出而变得流行起来，用来描述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人们富有情趣，喜欢热闹，轻易许诺但未必都能兑现，对会议时间和最后期限有些随随便便。这些社会倾向于以家庭为中心，人与人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密切关系，甚至扩大到直系亲属之外。在这种非常亲近的环境中，很多东西都不言而喻，或者表达得非常简洁，因为彼此的价值观高度一致，有很多内容从语境上就能被含蓄地理解了。口头语言通常是辞藻花哨和含混的，道歉却正式而冗长。与此相反，“低语境”指的是欧美等国，在这些国家中人们以个体为中心，介意隐私，更倾向于遵守时间安排和做出的承诺。人们常常四处奔波，拥有很多短暂的关系，从而依赖简单、坦率的沟通，并制定规则来指导行为。从靠近瑞士北部苏黎世附近的德语地区驱车前往靠近卢加诺的意大利语地区，分贝突然提高，人们似乎同时都在讲话，你会发现高语境和低语境社会在同一个国家得到生动体现。相对于德国人，印度人和巴西人跟意大利人更为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