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中闪过好几种逃跑的方案。

我可以爬到邮局上面的手机信号基站上；也可以冲到影碟店的后面，翻过栏杆躲进树林里；还可以跑进银行办一笔个人贷款，再买一张马上就要起飞去非洲的机票。

不行，我做不到。

“噢。”那个驱虫女孩说，“塞尔达医生，对吧？”

我想搞明白她是什么意思，而且她是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

大人们从我们身边走过，连看都不看我们一眼。他们难道没发现，三个九年级的孩子站得离一个六年级的孩子那么近，可不是什么正常的交往吗？

“希望我们没妨碍你的紧急医疗任务，塞尔达医生。”驱虫女孩说。

哦，好吧。我明白她在说什么了。这是我的错。几天前上课的时候，因为我是个新转来的学生，所以坎尼老师让我跟大家说说我的家人。我告诉他们说我的父母在非洲当医生，而我爷爷是一位已经退休的天才外科大夫。

我不应该说“天才”。这是实话，菲力克斯就是个天才，但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我应该说很好或一般就行了。

“我正要回家。”我对那几个女孩说，“不是什么紧急医疗任务。”

“不对，就是。”其中一个女孩说。她指着那个驱虫女孩说，“托尼亚需要医疗救助，她把口香糖给吞了。”

我微笑一下，示意我知道那是个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