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美国也被动员起来了，所以1942 年时重庆人民充满自信，认为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能够获胜。事实上，我的到来本身就是美国被动员起来的一个证明。一位35 岁的哈佛大学教授以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司对华关系处文官的身份来到重庆，一边为国会图书馆收集中国出版物，一边为美国大使馆主管散发缩微胶卷。事实上，以我对别人宣布的职位所赋予的令人尊重的学术身份为掩护，我还在执行一项较秘密的任务，即努力寻找和微缩拍摄日本出版物供华盛顿的战略情报局使用，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在战争中获胜。

战略情报局的第一位驻华代表为艾森·盖乐博士，返美之前，他与我们见了一面。他曾在求精中学圈起的场地上，为战略情报局驻华办事处建造了一幢房子，位于崎岖不平的重庆山城外2 英里处，距离蒋介石、孔祥熙以及史迪威将军等人的司令部不远。除此之外，求精学校内还有几个民间机构——红十字会、中华基金会（管理庚子赔款）以及金陵大学等。我们的房子共有4 层，25 个房间，墙壁坚固。自从饶大卫回国之后，这里就只剩克莱德·萨金特（在北京时曾租用过我们的后院）一人作为战略情报局的代表了。于是美国战时新闻局搬进了这座已腾空的房子，因为它也是情报协调局的分支机构。

战时新闻局有更多事务要开展。麦克·费希尔[Mac Fisher，弗朗西斯·麦克拉肯（Francis McCracken）] 是我在北京认识的一位记者朋友，珍珠港事件之后他被派来中国负责美国新闻的在华发布事务。为了展开心理战，例如用飞机散发传单，他由一名在日本长大的助手吉姆·斯图尔特（Jim Stewart）协助工作。他们还雇用了职员进行记录，复制及发布每天战时新闻局的新闻报道。在获得海登博士的赞同之后，我邀请战时新闻局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很快战时新闻局在纽约的专家可以使用特殊的仪器发送和接收新闻图片。为此我们两个办事处幸运地调拨到了一辆汽车。

因为我曾被授予美国驻华大使特别助理的头衔（虽写在特别通行证上，但并没有写在外交护照上），于是我准备徒步前往美国大使馆。先到达半岛顶端，向下走大约200 级石阶，然后乘坐轮渡沿长江逆流而上，航行约6 海里，到江对岸登陆，再向上攀登，大使馆就位于南岸边。我花了两天时间向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Gauss）和他的顾问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解释我的身份。汇报我的工作花去了不少的时间。

首先我决定要在大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因为我并没有什么制胜法典或特殊渠道。毕竟，我只是战争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仅仅负责研究工作和出版工作，并不涉及秘密情报或秘密行动。我的办公经费和工资由大使馆支付，来源于外国出版物采购部间委员会（Interdepartmental Committee for the Aquisition of Foreign Publications）的基金，即先前的INDEC，后来缩写为I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