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桂林我遇到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罗德奖学金获得者，他是香港大学的生理学教授林德塞·赖德（Lindsay Ride）。林德塞·赖德现为陆军中校，英国陆军团的领导人，主要负责通过“地下渠道”将情报从香港送出去。我提议在他与战略情报处之间建立起共同使用出版物的合作关系。（战后，在他担任香港大学校领导时，我们成为亲密的朋友，多次与他交谈。有几次我们一同待在副校长的住地，俯瞰山坡上的校园。）

到9 月中旬，我写信给柯里博士：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中那些受过美国教育的自由主义类型的学者，是美国制度和科学标准的最佳典范，但他们仍然无法给中国带来什么活力。对于共产党问题这一真正的争论点，他们多半是反对派。他们希望推动国家前进，但指不出具体方向。他们只是极其耐心地等待着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自由教学的美好时光能够重新回来。而这也许永远不会发生了。

对于中国一片混乱的状况，我思考我该做什么的时间越长，我就越会得出一个结论，即自己也会采取和共产党同样的做法。只有激进的方式才能推动社会向前发展。 1943 年9 月22 日，我再次写信给柯里博士：

真正想要战斗的人是那些希望唤醒大众的人。我们采用的战时政策是给予他们一些支持帮助，进入华北并成为革命者的朋友。因此首要的事情是派一名观察员到北方地区。我希望戴维斯的想法能够得到实施。[ 美国军事观察团即迪克西（Dixie）使团于1944 年7 月前往延安。]

一旦知识分子开始不受待见，与知识分子保持联系的外国人就立刻有所觉察。至于我，则四处拜访了一些关键性的人物，并将我的见闻记录了下来，寄给大使馆和威尔玛，让她在华盛顿分发出去。

作家与艺术家是最不可能跳槽成为官员的人，然而他们历来必须依靠官方支持来维持生活。1938 年第二次统一战线进入尾声后，许多有创作才能的人被安排到重庆，挂个闲职并配给粮食补贴。其中，多才多艺的郭沫若是代表人物，在名人传记词典中，他被恰当地称为“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翻译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创造社领袖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家”，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文学巨匠。他曾在日本学医，20 世纪20 年代，成为创造社的核心分子，自此声名远扬。他是一位共产党员，曾为北伐出过力。1927 年至1937 年，他在日本从事考古学研究，这使其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1937 年7 月他逃离日本，为国民党当局接纳，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持抗日宣传工作。两年后，他被迫离开现役军事工作，组建了文化工作委员会。事实上，这个委员会更像是一种限制行为的围栏，已有很多知名作家被圈在里面。假如他们离开这里前往延安，将会对统一战线造成一场灾难。这样，三大主要成员——胡风、茅盾以及沈志远也以委员长邀请的名义从香港被哄骗回来，其中，为了让胡风留在重庆，专门提供给他每月2000 元的津贴……当局认为绝不能让他们完全自由地活动与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