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举外债本身并没有错——不论是国家、家庭还是个人，只要你能将钱投入生产性资产，为未来做建设就可以。十九世纪，美国向全世界——主要是欧洲——借了巨额债务。美国曾是一个负债累累的国家。美国将这笔钱用于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铁路和工厂。至1914年，我们得到了回报。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成了债权国。当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和最强大的国家。我们大举外债，但合理投资。然而，如果一个国家大举外债，却用钱去购买劳力士、保时捷和豪宅，或捐献给慈善组织、福利组织，或过多地用于军费开支，这个国家是不会取得长久繁荣的。（战争，无论是胜是败，都会葬送掉国家的大量财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1997年，香港一个车位的售价是150万港币——超过了大伦敦 一整套房子的售价。这种借债方式总有一天会适得其反。

韩国越来越富裕，人们有钱出国旅行。在卫星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时令的日本罂粟、中国发生的翻天巨变、美国灯红酒绿的生活，他们都有钱去亲身体验。年轻人会去纽约皇后区探亲，会看到他们开着丰田车、雪佛兰开拓者，听着首尔听不到的音乐。（韩国人口的年轻化程度在世界上排名第四，22%的人口年龄处于15岁以下。以这一标准衡量，这一榜单上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墨西哥、冰岛和新西兰。）越来越多的人去西方旅游，越来越多的人闷闷不乐地回到祖国。他们会推动韩国开放大门，结束裙带资本主义，结束由独裁者、银行和少数几个大资本家掌控的经济，这些人沆瀣一气。

因此，情况已经开始改变。目前，该国已经有一些领导人试图在韩国实现对外开放的承诺。但这仍是一个享受保护的经济体。正因为如此，我不想在韩国投资。如果这些企业总有一天面对激烈的竞争，那将是一次艰难的考验。我认为它们无法挨过这次考验。

当然，要在这种局势下挣钱，做短期投资，快速地买入卖出，我的能力并不输给任何人。但这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我认为交易和投资并不同。交易员都是注重短期收益的人，其中不乏在这方面能力出类拔萃者。我在这方面则一窍不通——大概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交易员。我自视为投资者。我喜欢购买并永远拥有某些商品。我在投资方面取得的成功，通常都要归功于收购价格低廉的股票，或者说是我自认为价格低廉的股票。即便判断失误，由于进价很低，也不大可能赔掉很多钱。但仅仅是价格低廉还不够——商品可能一直便宜下去。你必须能在这些市场看到积极变化的迹象，而且要先于其他人两三年看出这些迹象。

投资与交易之间的差别就是山姆·沃尔顿 和罗伊·纽伯格 之间的差别。前者很少出手自己的沃尔玛股份，而后者则每隔几分钟便会卖掉手中的股份。罗伊·纽伯格是一位传奇交易员，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他手下工作过。他会在股市开盘前五分钟开始上班，阅读《纽约时报》，然后突然对我或办公室里的其他员工说，“交易所会有十万股IBM出售，以89.625美元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