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唐的是，该法案除了对美国本土汽车制造商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之外，毫无其他益处。首先，如果我们降低一件商品的成本（每加仑更多的里程意味着每英里的开销更低），人们将会进行更多消费。总体来说，美国的汽车消费者每月会购买自己支付得起的燃油。如果将里程翻倍，那么消费者不会将节省下来的费用放回腰包，或是为了大自然母亲而节约用油。瞧，他会说：“亲爱的，我觉得我们付得起早想买的那部运动型多功能车的油钱了！”买得起会激励人们消费更多，这是经济学的基本规律。在油价不变的情况下，要求每加仑里程数更大，只会鼓励人们行驶更远的路程，并驾驶更庞大的车辆。这是美国主流社会“躲进”卡车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较低的燃油经济性标准，V8性能和美国风格的宽敞空间还可以在卡车上找到。

与此同时，日本人当然正在利用其燃油经济性合规“宠儿”的身份，不断提醒那些主动凑近的媒体他们是多么“富有社会责任感”，并谋划利用其燃油经济性要求超标，进入底特律被迫放弃的有利可图的细分市场。

因此，真正的问题—燃料成本—并未解决，导致了混乱，并最终给美国制造业带来了高昂的成本。悲哀的是，这并不是加速其灭亡的唯一原因。

20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期，西方国家与社产主义国家在地缘政治上的争斗极为激烈，美国国务院决定采取特别措施，将日本锁定在美国势力范围内，令日本成为美国遏制中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张的桥头堡。健康、繁荣、经济上与美国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日本，是确保该地区在后西方时代保持稳定的最佳选择。也许是在日本的敦促下，美国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办法，是试探性地允许日本操纵日元，令其汇率低于与该国开支、工资、国际收支平衡以及综合经济实力相应的合理水平。两党高层虽然偶尔加入这场反对“赤裸裸的货币操控”的大合唱，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阻止它。

最终在所谓“自由贸易”时代见证的最为严密的保护伞下，日本启动了产业发动机，很快在汽车、消费电子产品、手表、相机等领域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简言之，几乎包括所有能够制造和出口的产品。

日元人为贬值给日本汽车制造商带来的成本优势，每台车估计高达4 000美元。此外还有高得多的美国劳动力成本和医保成本，更不用说对整个美国汽车业进行大规模重整带来的贬值与折旧负担了。美国制造商发现，要想与日本企业竞争越来越难，其原因再明显不过。当主要竞争对手拥有如此高的系统性成本优势时，它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挥这一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