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几位观察家分析过当代社会主流文化发生改变的其他原因，其中撒切尔夫人的观点与我们颇有共鸣：她发现，过去人们更渴望做成某事，而不是获得某个社会地位。在社会地位或身份为主导的文化中，人们为压倒他人而战，只想着往上爬，而不是创造财富，杰出的成就反而得不到承认。这种文化会贬低有成就的人通常具有的品质（如意志力、判断力和关怀），却对他们平时的习惯和小毛病吹毛求疵。近年来，许多描写杰出人物的传记，通行的写法都是关注主人公的失败之处和违法乱纪行为，包括埃德温·哈勃（Edwin Hubble）、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和艾尔弗雷德·希区柯克（Alfred Hitchcock）的传记等。最近有关托马斯·杰斐逊的传记更是如此，书中描写他赞同奴隶制，实际上他对于奴隶制的厌恶在他的公职活动中表露无遗。某些评论家把更多的篇幅用于指责批判，而不着力描写他们作品的主人公因为哪些贡献受到后世的认可和崇拜。讽刺的是，最近有人评论撒切尔夫人的传记电影《铁娘子》，说这部影片是在“讲述她个人生活的痛苦”，而电影实际上追溯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并用大量镜头记录现场活动、演讲、政治谈话、政治经济状况和她周围的社会，包括她想“做成某事”的评论。

然而，美国的社会分歧已滑落到更低的层次。最近几十年，一种自我中心或自以为是的文化发展起来。许多曾经不断尝试新观念的学者如今自视甚高，从来不做研究却到处指手画脚。打进陌生电话和发送垃圾邮件的人给他人的印象仿佛是有紧急情况让他们有充足的理由打扰别人的生活。十几岁就生育小孩的女生像养育宠物一样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这种自以为是的感觉的不断增强，有助于解释社会安全网络的费用不断上涨，它人为地增强了私人财产无法提供的经济独立性，使企业更难找到忠诚和愿意努力工作的员工。这种生活态度也使新兴企业更难招募到具有主动精神、愿意帮助他人、拥有专注力和判断力的员工，这些都是成功的重要基础。自以为是的文化也是诉讼泛滥现象的一个原因。

美国的许多观察家都讨论过所谓的青春期文化崛起的现象：年轻人通常都愿意冒险，许多金融企业也一直在拿老本当赌注。这些观察家发现，人们的储蓄意愿有所减弱，但一个国家的高储蓄并非高水平创新的必要条件，因为可以从外币储蓄或者其他投资活动中把资源转移过来。然而，开发创造性的新产品却离不开愿意献身的企业家。不管这些创新项目有多么吸引人，如果企业家把开发项目需要的资金用来给自己发工资，项目还是很有可能失败。不幸的是，19世纪的新兴企业通常具有的这种可以在一两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了事业而勤俭节约的精神，如今已经萎缩。投资社交媒体的风险资本家彼得·蒂尔（Peter Thiel）在和初出茅庐的新兴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会面时发现，这些年轻的企业家都给自己发10万美元以上的年薪——直到他遇到只给自己发很少工资的脸谱网的马克·扎克伯格为止。此外，原创性要求人们愿意并有能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度的专注力。最近几十年，这种能力也在减退。一位教育专家告诉著名作家埃利·威塞尔（Elie Wiesel），莎士比亚的《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已经没法在纽约州的高中讲授了，因为学生们没有足够的专注力把作品读完。很多人已注意到，今天的年轻人独处的时间总体而言比上代人要少。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中期，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里有很大一部分当时还是少年心态，他们从成长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和追逐梦想。自那以后，这种保持童心的人变得越来越少。有时间独立思考的人如今还会受到社交媒体的吸引——这是一种通过网络实现自我满足的经济。今天的年轻人需要通过博客、电子邮件和推特（Twitter）等工具保持密切联络，这占据了思考的时间，强化了人云亦云的风气。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接受其政党、宗教或朋友的安排，而不是通过工作努力争取自己的位置。这种循规蹈矩之风不对产业界的创新造成消极影响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