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还是会涉及创新的议题。我们已经看到，丰厚的福利减弱了人们获取收入的动力，进而削弱了市场的作用，其途径要么是提高税率（财富不会增加），要么是增加财富（税率基本不变）。这反过来会减弱市场上企业从事创新活动的动力。正如斯密所说，创新规模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例如，假如每个人每周都只工作30个小时而非40个小时，创新存量的增速会减慢，这与资本存量是一个道理。

美国政府管辖范围和规模的显著增大还催生了一个副产品，即提高税收的需求。整个社会似乎达成了某种政治协议，即收入较高的一半人口向收入较低的人口提议说：“如果你们同意让我们来决定你们可以从教育、公共项目中得到哪些福利，那我们会负担你们需要支付的税收。”其结果是，政府对教育和基础设施的支出不足：如果纳税人必须为自己的两个孩子以及不纳税家庭的孩子埋单，那为什么还要给孩子们安排音乐课呢？这种政治协议的后果是，收入较低的那一半人接受了服务不到位的公共部门，以降低家庭间的福利不平等——但这种降低只是一种假象。

由于制度、价值观和经济政策方面的不利趋势，美国的经济活力严重退化，并导致创新乏力。尽管创新率有波动，但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大多数产业部门的创新率在大多数时间都呈现下降趋势。由于反对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和政策的兴起，较为低端的劳动人口的现代价值观相对薄弱，而且其处境在初期较为不利，因此相对于其他人来说，其蒙受的损失更为突出，向上发展的流动性也因此下降。

第二次转型

作为本书的叙述终点和高潮，我们在这里需要对主要现象和推论做一些总结。

美国经济的运行方式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前10年的变化可谓影响深远，其他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更早的时候也出现了这种变化。美国经济的新动向形成了第二次转型——在1820~1930年催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大转型过去一个半世纪之后。现代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现身并没有带来最小政府，它借助激进主义政府决定是否购买新国土、是否提供基础设施投资、是否收取用户使用费，以及最好通过哪些税收获取运转所需的经费等。资本主义的这一现代版本可以给企业提供低收入者工资补贴，以扩大包容性，同时不至于削弱现代精神。不过，尽管需要政府在政治领域做基本判断，但私人领域的最终决定权却在个人手中，比如由财富所有者（资本家）判断最好的投资方式是什么，如何利用有想象力的商业人士的创意和机智能干的企业家的热情。这样的现代资本主义在19世纪成为世界征服者，获得了惊人的自主创新的本土实力。愿意并且能够采纳这一制度的少数国家取得了空前的经济繁荣、较高的工作满意度、奇迹般的生产率水平，并在人类历史上首次结束了人民的普遍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