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用主义盛行了数十年之后，活力主义学说（先不管现代经济中的活力主义力量）正在复苏。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Ethics）的早期英译本中，人们就把“eudaimonia”解释为“happiness”（幸福）。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人们会认为，就像亚里士多德建议的那样，积极投身学习研究的人会因为获取更多的知识而感到愉快，会因为自己的博学而自豪。而且这种解释否定了把幸福作为娱乐手段的看法，虽然实际上也的确会产生笑话和欢乐。然而，约翰·库珀（John Cooper）等后来的一些学者认定，希腊语中的“eudaimonia”的准确译法应该是“flourishing”（繁荣）。此看法也得到了托马斯·内格尔的认可。不过后来的译者仍然继续采用“幸福”一词。如果我们用“繁荣”解释“eudaimonia”，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就是在说美好生活是一种繁荣的生活，同时必须承认这是个含糊的概念：

在所有行动中，“最高的善”是什么？从名义上讲，不管是受过教育还是没受过教育的人，几乎都会赞成，它是指繁荣，创造繁荣与实现美好生活或者成功人生是同义词。然而，不同的人对繁荣的含义却有不同的看法。

如果我们把“eudaimonia”译为繁荣，会极大地拓展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的含义。他肯定认为，人们在阅读激昂的辩论稿时会感觉兴奋，在发现能驳倒对手的新证据时会感觉激动。他还会认为，追求知识的人生是非常充实的。而冷静的托马斯·杰斐逊在宣布人民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时肯定也有同感。因此，这样的解释有助于重新理解亚里士多德及其思想。虽然他并不是一个十分热衷于探索物质世界的人，但他支持对各个领域的搜寻、探索、调查和实验，涉及公元前4世纪所有可能的事物。就人类追求繁荣的欲望而言，他是一位开创性的思想家。

某些活力主义文学作品描绘了有兴趣为大众尝试或证明某些事物的探索者的形象。当然，成功的创新必然是公众事件，隐士的发明并不是真正的创新。但也有其他活力主义模式，阿玛蒂亚·森强调的“做些事情”就很符合活力主义观点，另外还有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近期的研究成果，他在调查中发现，许多美国人希望执行能“带来改变”的任务。例如，一位护士宁愿去大型城市医院的一线急诊室，也不愿做临时护士之类收入更多的工作。森内特认为，这些人有着对于“使命感”的深层需求。

最新一部涉及这个主题的书是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在2011年出版的《繁荣》（Flourish）。他认为，人们追求的是“福利”，但和自由一样，福利也由多个元素组成，这些元素可以测量，但作为整体的福利却无法测量。塞利格曼说，家庭调查报告中的生活满意度反映了我们当前的印象，但很少反映我们的生活有多大意义以及我们对工作有多大投入。在他看来，构成福利的要素包括生活满意度、敬业程度、人际关系、生活意义以及有成就的生活（为成就而成就）。他认为，每个要素都对福利有影响，但本身都是追求的目标，并且可以测量。这种关于美好生活的组成要素的分类显然是深思熟虑的产物，但并没有反映出活力主义对于“福利”的看法或者人类的真正需要。尽管塞利格曼充满热情地采用了“繁荣”一词，他却没有认识到与活力主义有关的高层次的繁荣活动：尝试、创造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