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是大卫·里恩的第一部巨片，影片结构张驰有致，节奏富于变化，充分显示了他高超的电影技艺；影片中没有正反双方，三位不同国籍的军人形象各具特色，英国人的绅士尊严、日本人的外刚内柔、美国人的随意多变，你无法确定谁是最好的军人，这就是对军人原则的探讨，建桥者最后自己炸桥，这彻底地表现了战争的愚蠢和荒唐。

《桂河大桥》的震颤人心之处，就在于导演大卫·里恩的“歇斯底里”，他不断地将电影人物推向一个又一个伦理困境，最终是没有出路的死角。尼克尔森上校必须死，斋藤大佐必须死，连假冒的希尔斯司令员都不能幸免。最终，桂河大桥亦荡然无存，成为他们的陪葬品。而在这里，则不妨抛开电影既有元素的限定，来做一轮过度诠释。正如我们所发问的，尼克尔森的做法到底具备何等程度的正当性？是否符合正义原则——乃至我们可以追根究底，尼克尔森置身的语境，可能有多少种正义观在相互冲撞？还有，桂河大桥为什么会倒塌？当然，倒塌是事实，我们进行的是一种姑妄言之与姑妄听之的精神探究。

当被战友指责为背叛国家的时候，尼克尔森回答，他的做法早已超越了战争，超越了国家。用如今流行的表达，尼克尔森的立场是，战争与国家之上还有更普遍的人性存在和闪光。正如他为了维护尊严而不惜承受肉身的苦痛，他为了追寻这种人性的价值，亦不惜背负叛徒的罪名。可以说，他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前者体现为他对传统近乎顽固的坚执，后者体现为他将人性设想得如此美好，以至他真的不愿相信自己的战友会来炸毁桂河大桥。这两种精神肯定有所冲突，可在尼克尔森身上，却没有得以散发，它沉积在这个人的心灵深处，从而构成一种悲剧型的人格与命运。

尼克尔森的观念自然有其合理性，但作为一个人，一个英国公民，一个驰骋沙场的战士，他不可能拔着头发离开生长的地球，至多只是被理想主义的因子所刺激，悬浮在半空。姑且不论他的部下，单说军医斯里普顿和美国士兵希尔斯，就无法像他那样临空飞翔。他们的头脑被国家或民族主义强烈桎梏，不是说他们没有丝毫的人性，如果作为普世性的人与作为某个国家与民族的人发生争端，他们一般都会不加思虑地选择后者。我们只能说，斯里普顿们的精神没有达到尼克尔森的高度，甚至他们无法理解处于这个高度上的同类。

这里的两种价值观——或者说正义观——的对抗，我们视之为一个旷日持久的命题。在20世纪这个所谓的歧异时代，它表现得更为残酷。理论上与道义上的优势并不能决定哪一方就是最终的获胜者，我们仍然乐意对此进行功利主义的斤斤计算。我们也乐意相信，并没有多少人心甘情愿置身于这一冲突的旋涡，希尔斯代表着沉默的大多数：他根本不想参加九死一生的突击队，去桂河大桥与尼克尔森生死对决，他厌倦了战争，只打算回到美国做一个安分守己的农民。可这般便宜的意愿在战争期间终归是一种令人心酸不已的奢望，动过刀兵的他还是死于刀兵。当然，桂河大桥的倒塌正是对他死亡的献礼，一丝抚慰普通人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