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轮改革之后，腐败明显加剧了。但可以公开获取的数据表明，最初加剧的主要是低级别的、普通的腐败，高级别的腐败直到20 世纪90 年代初才开始大幅加剧。单纯从定量角度来看，这些数据表明高级别腐败在20 世纪90 年代开始超过低级别腐败。通过区分高级别腐败和低级别腐败，就能清楚地发现腐败态势的波动呈现出了两个不同的方向，20 世纪80 年代只是腐败的数量有所增加，而20 世纪90 年代腐败的程度也开始加剧（见图4–8）。

这种波动方式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在第五章中将更加详细地指出，中国刚刚进入改革时期时，其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物资长期紧缺、投资分配不当以及物价遭到毛泽东时代行政指令的扭曲。鉴于这些情况，政府启动了经济改革，并放松了对经济的控制，通过合法途径谋求利益的市场行为体的数量有所增加，但由于计划内价格被人为压低，而市场价格，尤其是黑市价格则偏高，所以很多企业家和官员就很容易通过利用这种价格差异从事套利行为，从而很快地获取大量财富。由于新的商业游戏规则存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负责审批、调控、税务等领域的官员可以趁机从私营企业主那里索取贿赂。

20 世纪80 年代早期，虽然大规模腐败爆炸的条件已经成熟，但腐败并没有为经济增长设置无法逾越的障碍。相反，因为在毛泽东时代腐败已经被削减或者被迫转移到秘密场所进行，所以在改革初期，腐败还没有根深蒂固，而且我们也几乎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腐败官员会出于为腐败机构和体制辩护的目的而结成联盟。因此，腐败官员还不会提出过分的索贿要求，他们的腐败程度也不足以直接将改革时期新生的创业型经济扼杀在萌芽状态。相反，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官员利用公权力谋求私利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腐败也不断恶化。而由于改革能催生新的商业活动，进而为官员谋求私利创造新机遇，所以官员们为了个人利益，会积极支持推进改革，而不是竭力维持旧体制。虽然旧体制维护了他们的特权和地位，但也导致了长期的物资紧缺，就连官员的生活水平也被压低。至少在基层，腐败官员是支持改革的，因为他们谋求私利的行为与中国新兴商人与企业家阶层追逐商业利润的活动并不冲突。

由于没有高级别的腐败，也没有根深蒂固的腐败体制，腐败官员以改革之名控制经济、歪曲政策、谋求私利的可能性就被削减了。我们在前面曾经分析过，盗贼统治的特征与其说是“竭泽而渔式”的疯狂劫掠，不如说是国家领导层全面歪曲国家政策以谋求个人利益。官员控制高利润商业活动，权力寻租，操纵税收政策与调控政策。而中国的情况则不是这样，改革不是以腐败为动机，而是一种共同的认知，即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可能会丧失执政的合法性。因此，他们采取改革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方便官员谋求私利。虽然个别高级别官员可能会因滥用权力走上腐败之路，但在改革早期主要是低级别的腐败，还不足以危害到改革的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