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孙岩和公婷一样，何清涟也把后毛泽东时代的腐败演变历程划分为两个阶段，但他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分界线应该靠后一点儿。他在《制度性腐败对未来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指出：在1995 年之前，腐败“局限于个体贪腐行为”；在1995 年之后，腐败开始由个人行为向组织行为发展，高级别的组织化腐败司空见惯。组织化腐败的主要特征包括：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即“一把手”） 带头腐败；组织机构拥有的公共权力成为该组织成员进行“权钱交换”的主要资本；较低级别的社会组织运用组织拥有的公共资源对上级进行贿赂，从而争取更多的财政支持、更优惠的政策倾斜以及更多的机会。结果，中国进入了一个体制性腐败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腐败官员逐渐把廉洁官员排挤走了。因此，何清涟得出结论认为，今天所有的中国官员都在收受回扣，腐败已经失控并演变成了“体制性腐败”。黄亚生（Yasheng Huang ）的观点与何清涟的观点如出一辙，他于2008 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一书中指出，20 世纪90 年代，中国腐败进入了“重大盗窃”和“掠夺”的阶段，这就预示着类似于拉丁美洲的退化堕落的“权贵资本主义”即将兴起。

因此，我在腐败演变问题上的观点在很多方面都反映了孙岩、公婷、何清涟和黄亚生的观点，不过我的观点有一个关键的独特之处：虽然孙岩和公婷都把腐败的演变过程视为一个“渐进式恶化”的过程，我却认为这是一个“过渡式过程”，即腐败的演变是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过程中的短暂现象，腐败性质变化的驱动力来源于不断深化的改革过程以及国有资产从国家转让给市场的过程。因为我把腐败同国有资产转让联系起来，所以我认为虽然一开始资产转让会导致官员勾结私营企业或国有企业，瓜分价格双轨制带来的意外收益，然而一旦这些资产转移到市场之后，腐败现象虽然不会一夜之间彻底消失，但官员继续腐败和权力寻租的机会会逐步减少。因此，我与何清涟的观点存在巨大差异，因为他拒绝接受“腐败具有过渡性”的观点，并指出腐败问题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垄断了政治权力。

不过，我需要对我的观点中的三个关键点做出说明：第一，腐败的减少取决于市场运作的透明性和竞争性，只要市场还受制于大量的行政干预，腐败的机会和动力就仍然很大；第二，腐败现象的减少幅度取决于能否建立起一套比较安全的财产权保护制度；第三，只有把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分开，才能有效地减少腐败，否则市场化将催生一套新的权贵资本主义制度。接下来，我将研究掠夺、贿赂与挪用公款之间平衡态势的变动，并从定性角度分析腐败案件在不同部门之间分布情况的变化。